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长缨在手 敢缚苍龙

 
 
 
 
 

日志

 
 

国外军民融合发展情况及启示  

2014-05-27 14:26:34|  分类: 军情观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金一南

军民融合是指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
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健全国防工业体系,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制,改革国防科研生产管理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机制,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改革完善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政策制度。拓展军队保障社会化领域。”这就指明了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新世纪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强军统一的必由之路。从世界范围看,虽然不同的安全需求、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运行模式形成不同的融合类型,目的却是一样:都是要解决军民分割格局使国防投入与国民经济发展呈此消彼长、难以获得双赢这一难题。而强国则是经济与军事共同作用的结果。就资源分配、占有和使用的情况看,经济和军事是一对矛盾体。只有处理好这对矛盾,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相互促进,国家才能走向持续发展和最终强盛。否则,任何单一因素的强大都难以持久。

一、痛定思痛:苏联-俄罗斯国防经济的艰难转轨

苏联的国防经济,无论是在支撑其战胜法西斯、取得卫国战争的辉煌胜利,还是在支撑其与美国争霸、以惊人速度成为超级大国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压力和成为世界强国的强劲动力之下,苏联从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选择了农业让位于工业、轻工业让位于重工业、一般重工业让位于国防工业的发展道路。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苏联在产值和技术上都成为了工业国,工业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和机器制造业达到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水平。这一惊人变化充分显示了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更加强化了苏联选择这一发展模式的信心和决心。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强大的国防工业成为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坚强基础。二战后在与美国开展一系列竞争、全面奠定超级大国地位的进程中,苏联的国防军工再次起到了历史性作用。
问题却在和平时期凸现了:由于大量资源集中于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日益明显。20世纪80年代,苏联40%的工业与国防有关,军工企业民品生产率低于10%。尽管其中集中了最有才华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拥有最好的机器设备和最佳技术资源,却难以有效回馈社会,脱离了良性循环轨道。为此,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苏联进行过两次“军转民”的国防工业转型,但两次都未能实现初衷。除了缺乏资金配套和市场激励这些因素外,根本原因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性:军工企业长期依赖生产的计划安排、资金的计划调拨、产品的计划分配,与民品不相联系,与市场不相对接,技术也不向民品企业转移,形成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之间的巨大差异。虽然苏联把财政收入30%以上(最高年度达到50%)投入军品生产和研发,国防工业获得巨大成功,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却十分有限,甚至出现能够研制载人航天工具却生产不出电视机遥控器的尴尬局面,这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经济因素之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其70%以上的国防军工企业。叶利钦政府的“休克疗法”表现在国防工业中,就是开展“雪崩式”的转型。仅1992-1993年就强迫719家军工企业转产,规模和速度历史罕见。除了空洞的目标和指标,转型中无法律可循,无有效管理可依,国防军工深陷困境。1991-1995年军工企业产值缩减60.8%,失业人数达350万。1997年10月,丧失支付能力的大型企业达到379家,国防军工滑向全局性崩溃。直到普京上台纠正这一做法,才遏制住灾难性局面。目前俄罗斯国防军工的转型依然在艰难进行。普京签署《俄联邦国防工业综合体至2010年及远景发展的基本政策》和《国防工业综合体2002-2006年改革及发展》两个文件,成为新世纪俄罗斯国防工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苏联-俄罗斯国防军工转轨出现的问题,一是转轨的条件问题。受生产资料、价格机制、产品质量、市场供求等方面影响,国防军工最终形成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与供给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在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政策不稳定情况下,转轨难以成功。二是转轨的时机问题。国家陷入财政困境、面临信贷危机和支付危机的情况下,转轨也难成功。国防订货的锐减会使企业失去原有活力,转轨资金不足又会使企业难以更新设备、招揽人才形成新的活力。三是转轨的体制保障。世纪之交以来俄罗斯军工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不管变动的终极目标怎样合理,变动期间磨合增加、管理混乱和新一轮重复浪费,只会使转型变得低效。四是对市场作用的把握。由于国防军工长期形成的保密性和封闭性,使其对变化中的市场需求和市场容量缺乏认识和了解,往往形成同行业中多个企业生产相同的民品,造成盲目竞争和新一轮浪费,徒增转型困难。
目前俄罗斯的军民融合进程由总统集中控制的三个系列主导。一是总统—国防部—总装备部—各军种装备技术部—相关生产科研机构系列,掌握国防工业科研规划、费用管理、采办预算及采购等权力;二是总统—国家安全会议—联邦航天局和联邦工业局—相关生产科研机构系列;三是总统—国防部—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此外还有民间性质的“俄罗斯国防企业联盟”,拥有议会席位,代表军工企业同政府部门及军方保持接触,同时也是有关国防工业问题的重要咨询和协调机构。
受长期沿袭体制的影响,俄罗斯军队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在军队人才培养的社会化和军队保障的社会化方面,与欧美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现在这些方面的改革已经开始,要走的路仍然很长。

二、市场、技术双重驱动:美式军民融合的深入发展

当苏联-俄罗斯在为国防工业转轨反复摸索时,美国已经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队人才培养、军队保障三大体系中表现出了美式军民融合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美国用三个词:合作(Cooperation)、融合(Integration)、一体化(Interdependence)描述结合的程度,认为目前其已从合作进入到融合(Cooperation to Integration)阶段。1994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提出军民融合(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的定义:把国防科技工业基础(DTIB) 同民用科技工业基础(CTIB) 融合起来, 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NTIB) 的过程。
美式军民融合发展较为顺畅,得益于以下优势:
一是美国单一军工企业很少,大量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在同一企业内进行,适合民用的军事技术很容易被企业转化到民品生产中,使民品生产技术不断得到更新。20世纪60年代垄断国际航空市场的波音707客机,就是波音公司将KC-135空中加油机和B-52远程轰炸机技术向民用飞机转移的杰作,90%的技术均来自军用飞机的技术转移。这种转移使其民用技术获益匪浅,多次尝到“军转民”的甜头。
二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又从民间方向为军民融合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军方也尝到了“民转军”的甜头。目前在计算机、通讯、网络、航空航天、先进材料等高技术领域,军用与民用已经消除了明显界限,大部分高新技术都具有军民两用的特性。而高新技术越发达,民间拥有的科技人才越多,防务部门和军工企业吸引人才也越困难。现在高科技公司支付的起始工资比防务部门高20%- 40%,这一比例还在继续增长,迫使防务部门和军工集团不得不转过来利用民间技术和人才。其结果一方面使斯坦福大学、仙童半导体公司、惠普公司这类硅谷精英成为支撑美军信息化建设的科技骨干,另一方面也使军事研发费用大大下降。20世纪60年代,美军事研发费占国家研发总经费的一半,70年代下降到1/3,现在还不到15%。当民用部门每3年就拥有新一代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国防部门则需10年以上才能研制出新系统的时候,大量用商用技术、拿来主义就成为自然选择。F-16战斗机训练模拟器原价3500万美元一台,利用好莱坞的电影拍摄技术、多媒体技术和图形制作技术后,单价直线下落到300万美元。军方由研发主体变为研发用户,军费使用效益大大提高。
三是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从1942年实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1961年实施载人登月飞行的阿波罗计划(Apollo Project)、1983年实施星球大战性质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1993年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都可见到美国政府在完成国家重大战略开发项目过程中,对军地资源的有力整合。冷战期间,美国的军工部门雇用了十几万人,制定了800 多项法律,近万份指令、指示、通知和手册,三万多个军用规范和标准。繁琐的管理审查程序,人为地制造了国防军工与民用科技工业之间的鸿沟壁垒。1992年,美国政府颁布《国防转轨、再投资和转移法》,开启了美国两用技术发展的序幕。1993年克林顿就任总统后,提出必须打破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采用不同技术、不同规范标准、不同经营策略、不同生产方式形成的壁垒,构建军品民品并举的统一工业基础。同年度,国防部副部长威廉·佩里在国防工业主管参加的晚宴上发表演说,要求军工产业实现“专业化整合、资本化运作、产业化发展”。这次晚宴被西方军工界称为“最后的晚餐”。此后不到10年,美国50个主要军工企业整合成为5个高度集中的集团(波音-麦道、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雷神、通用动力),企业组合不再以作战平台划分,而以能力需求划分,为更多企业参与竞争提供更大空间。
美国的军民融合机制,建立在以政府为主导、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国防工业体系之上。以政府为主导,就是政府部门制定国防科研生产政策有关法律法规,为军民融合提供宏观政策指导。与此相配套,通过建立决策协调机制、准入退出机制、公平竞争机制、双向传导机制、促进激励机制、保密监管机制、评价评估机制等,破除阻碍军民融合的鸿沟壁垒,保证这一融合的有效进行。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就是政府只保留少量的军事科研和军工企业,大部分武器装备和军需品的研制生产任务,由军方通过向民营企业招标订货,并由民营企业承担,最终使军工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融为一体。
美式军民融合开展得较为全面。在军队人才培养方面,充分开发利用地方院校的资源。目前美军70%的初级军官产生于地方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团,报名加入的学生在4年大学生涯中,每年以9个月时间学习基础文化,两个月时间从事军事训练,享有1 个月假期,4年累计军事训练时间不少于480小时,在完成专业学习的同时完成职业军官的准培训,费用仅为西点军校这类专业军校培训费用的四分之一。中高级军官的培训也大量依托地方院校。美国防部和各军种都有一批自己精心选定的地方大学和一些相应的专业,每年拨去一定经费,作为自己中高级军官的培训点,接收军人完成学业,并取得相应学位。这种方式节约了军队重复办校的巨额开支,还可使军人在地方优异的师资条件和教学设备支持下高质量完成学业,一举两得。20世纪90年代末笔者在美国防大学学习期间,看到美陆军指挥机构的一位参谋长四位副参谋长,除军事院校的学历与学位外,人人获有地方大学的学历和学位:陆军参谋长雷默上将,宾夕法尼亚希彭斯堡大学硕士学位;分管作战与计划的副参谋长欣塞凯中将,获迪克大学硕士学位;分管后勤的副参谋长考伯恩中将,获密苏里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分管情报的副参谋长梅诺尔中将,获伯克利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学士、乔治· 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分管人事的副参谋长斯特罗普中将,获德克萨斯大学民用工程学硕士和华盛顿特区美洲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美军利用地方大学培养军事人员的成效可见一斑。
在军队社会化保障方面,军民融合也表现得十分深入。美国是个社会化服务程度很高的社会,能由地方承担的工作绝不用军人去做。营区清洁卫生、内部餐饮服务、机关文秘、财会等都由地方人员承担,连五角大楼的警卫也由地方保安公司负责。对非战斗训练用兵,美军有严格的限制。他们的军营内,极少见到军人做地方机构能够承担的工作。通过社会化保障尽量减少军队勤杂人员,保证军事资源的朝前配置。
除了以上优势,军民融合方面美国也面临一系列问题。
一是政府政策向更具战略意义的产业倾斜,普通制造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导致日益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军民融合也出现跨国趋势,甚至部分军需品来自“中国制造”,陷入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
二是部分民间企业直接参加进军事冲突和战争进程,如民间运输公司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战场物资输送任务,又如“黑水”保安公司这类民间企业在伊拉克随意开枪杀人等事件,这类“军民融合”超越战争法许可,不但引发一系列新的国际法和国内法问题,也给今后的美式军民融合罩上一层浓重阴影。
三是过度扩张的战略需求与能力有限性之间的巨大矛盾。虽然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搞了最深入的军民融合,由于其扩张称霸的战略取向,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仍将十分突出。其军民融合转型,将被是否能够取得支撑霸权的足够资源这一问题长期困扰。

三、区域整合:英、法、德的一体化尝试

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军工生产不乏强劲动力,冷战时期很多国家不惜以政府接管方式加快军工发展。到20 世纪80年代初,西欧武器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严重,英、法、德、意、西班牙等开始出售国营军工企业,想通过此举实现扭亏为盈。
英国是西方阵营的第二军事强国。其国防工业体系一大特点,就是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多数军工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缺乏市场竞争,技术、财政风险全部由国防部承担,存在资金浪费、科研低效等一系列弊病。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大力推行私有化运动,军工企业首当其冲。到90年代初,大部分军工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仅留下少部分国防科研单位。2001年英国政府又将主要国防科研单位“国防评估与研究局”的多数研究部门出售给私营企业,从而连科研带生产几乎将所有国防军工单位都推向了市场,力图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民间企业对尖端技术领域的早期介入,以确保英国国防军工的优势。目前除核武器工业之外,英国国防工业已融入航空航天、电子、机器制造、造船等产业之中,有一万多家企业为国防合同工作,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军民融合型国防工业体系。与此同时,英国也积极推进欧洲国家之间国防科技合作。1985年,英国参加法国提出的“尤里卡”(欧洲研究协调机构,European Research Coordination Agency 英文缩写EURECA)计划,在尖端科学领域内开展跨国联合研究与技术开发,开始尝试国防军工的“跨国军民融合”。
法国与英国最大的不同,即其一度与美国的竞争关系,而英美一直是伙伴关系。法国从戴高乐时期开始,就着手建立独立于美国的较为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因为要与美国竞争,所以法国的军工企业门类在欧洲国家中最为齐全,军工企业的国有比重也较高,一度占到40%。到70年代末期,法国的国防工业产值和出口在西方国家仅次于美国,居欧洲第一位。但毕竟国力有限,内需有限、企业规模也有限,与美国竞争的道路走得十分艰难。虽然法国的军工企业门类在欧洲国家中最为齐全,但“求全”的追求使资源分散,效益降低,反而导致竞争中的落后。冷战结束后,法国放弃了“自给自足”的国防军工发展模式,认为在新形势下,法国既无能力也无必要维持独立、完整、庞大的国防军工体系,应该走独立研制、合作生产和直接引进的道路,争取技术领先。在欧洲私有化浪潮的推动下,法国开始国防工业私有化计划,建立国防工业私有化委员会,制定国防工业私有化进程。从90年代开始,法国政府实施包括“航天计划”、“航空计划”、“核能计划”、“电子、信息和通信计划”在内的国家大型技术计划,发展军民两用高技术,军民合作推进国防尖端技术发展。
德国虽然是世界第三经济强国、欧洲第三军事强国,但因战败国身份,德国政府明确规定:不追求军备独立,无意建立独立的、完全为军备订货服务的企业。所以德国的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全部由民间企业、地方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承担,也使“军民融合”几乎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德国政府十分重视和强调发展军民两用技术,重视和强调军民两用技术的相互转换和利用,目的是使武器装备发展根植于国民经济和科研基础之中。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军火大王蒂森·克虏伯公司开发出磁悬浮列车并在上海浦东投入运营也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单一欧洲国家人才有限、资源有限、需求有限。也正是这种有限性,极大地推动了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目前欧洲以英、法、德、意为主导,国防军工系统出现不同形式的跨国化,为共同研制复杂装备组成跨国集团公司,在更大层面上实现欧洲地区的军民融合。80年代中期发展欧洲高技术的尤里卡计划(EURECA),新世纪欧盟启动的卫星导航定位伽利略计划(Galileo),总投资预计为36亿欧元,由分布在3个轨道上的30颗卫星组成全球导航定位系统。为提高效益,该系统一开始就宣布为开放系统,欢迎和期待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加入。就是这些通过整合多国资源实现重大战略项目的开发,在整个欧洲甚至更大范围内实现资金、人才、资源、技术、设备的共享。通过一系列跨国联合和共同开发,一个军民一体、多国一体的军工生产网络,正在成为欧洲国防工业的现实。

四、艰难前行:巴西、印度军民融合的探索

巴西的国防军工一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其特点一是与大国错位发展,大国搞的优势装备他不搞,重点在拾遗补缺上作文章;二是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解决部分资金和技术问题;三是大力发展军品外贸,弥补内部需求不足。冷战时期是巴西国防军工发展的黄金时期,生产的飞机、装甲车和导弹在世界武器市场上引起重视。1980-1987年,巴西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武器出口排列到世界第10位。随着冷战结束,巴西国防军工的黄金时期立即过去,三大军工集团中的两家(生产装甲车的恩杰萨公司和生产火箭和导弹系统阿维布拉斯公司)申请破产。最后一家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通过实行私营化、依托民品项目勉强站住脚,以两种支线飞机ERJ-145和ERJ-135承接国际定货,支撑其军品生产线生产AMX战斗机和Tucano教练机。巴西国防军工的发展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颇有代表性:经营状况好的时候,想不起来搞军民融合,经营状况难以为继了想起军民融合,却来不及去实施了。
印度的国防投入长期以来一直保持较高强度。经过几十年建设,已经成为第三世界中仅次于中国和巴西的第三大武器生产国,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中国和巴西,跻身于世界武器生产大国行列。印度的军工企业都是国营企业,于1964年实行国防科研与生产的计划管理,建立了内阁、国防部以及军种与国防部各局的三级规划计划体制,内阁一级设“国防计划委员会”,负责向最高当局提出政策建议,审查国防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重要方案。三军和国防部分别设立计划小组,负责本军种和各部门计划的制定和检查。国防部还设有“国防计划协调执行委员会”,具体负责审查和监督国防规划计划方案,帮助协调落实。
一直到9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确立“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并重,优先考虑国防需求”的方针,开始推行军民融合,才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军品合同竞标,但面临的问题也很严重:第一,其国防军工长期受国家保护,缺乏竞争,相对封闭且技术陈旧;第二,印度走的是购买引进、特许仿制、改造创新的发展之路,至今大量先进武器装备系统需要进口,表现出很大的依赖性。第三,印度虽然是计算机软件大国,但随着军、地科技人员收入差距的拉大,国防军工招募科技人才十分困难。这三个问题也恰恰成为推动印度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强劲动力。
目前印度政府已经改变了过去对军工企业一包到底的做法,采取计划与市场并重、突出市场调节作用的做法,对经营不善的实行股份制改造,对于效益低下、运营状况不好的实行兼并重组以至拍卖给私人经营。国防部明确规定:如果私营企业已具备某种军工生产能力,就不再在国有军工企业中重建这种能力。通过这些举措,节约了部分国防资源。但从总体看,印度的国防军工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行业结构不合理,传统武器生产严重过剩,高技术武器装备生产薄弱,至今需要大量进口,表现出很大的依赖性。

五、夹缝求生:日本、以色列军民融合的特色

日本和以色列,是军民融合进程中颇富特色的两个国家。
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国防工业受到严格限制。虽然《日美共同防御协定》准许日本以购买许可证的方式,引进美国武器生产技术,但国际舆论的压力还是巨大的。为在压力中找到缝隙,“寓军于民”、“军民互换”发展模式,成为日本规避国际舆论和法律约束,发展国防工业的产物。
日本没有国营军工企业,武器装备生产均以合同方式委托民间企业完成。美国以军用技术领先并推动民用技术发展,日本却开辟了一条技术倒转型的发展道路,以高新技术的商业开发和应用领先,保证军事领域取得成就。这一独特的发展方略使日本成为举世瞩目的科技大国,国防军工也在许多领域不声不响走在了世界前列。80年代轰动一时的“东芝事件”,就是东芝公司违反“巴统”协定,将九座标工作母机卖给了苏联,加工出来的推进器使苏联潜艇噪音大大下降,让美国海军第一次丧失对苏联潜艇的水声探测优势,日本以科技引领军工的效能可见一斑。目前以三菱重工为代表的这些企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高,生产潜力大,建造的舰艇、飞机、坦克、火炮、导弹以及通信器材等,均居世界领先水平。只要需要,日本完全有能力发展战略和战役导弹,甚至核武器。连美国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日本的先进技术。
日本对其“寓军于民”还附加有一些特殊的措施。一是每年由自卫队退役的上校以上高级军官,相当一批要安排到相关企业担当要职,定货越多的企业,接纳这些军官越多。二是成立民间军工中介组织,如兵器工业会、经团联军工生产委员会等,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情况协调关系。三是大企业设有专门的军工生产机构,如日立公司的“军事技术推进本部”,住友重工的“军事工业综合室”,日立造船的“舰艇武器本部”等。四是政府补贴,不但对企业预付订金,而且将价格提高30%左右,吸引和鼓励企业从事军品生产。
日本在和平时期走出一条技术倒转型“以民促军”的发展之路,以色列则在常年战争状态下走出一条“以军促民”的超级军事经济发展道路。
以色列国土狭小,国土最窄处仅14.5公里,四面受敌。匮乏的资源,严重的安全压力,使以色列军民融合进行得最为自觉,最为彻底。在民族生存需求和保持竞争优势需求的双重驱动之下,以色列走出一条超级军事经济发展道路。其国防工业发展的强劲动力,一是得益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大力支持,二是得益于全世界犹太商人、政客、科技工作者的有力支援,三是得益于大量高素质移民对先进技术的娴熟掌握,使以色列较短时间内就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国防工业体系,小到头盔、防护服等后勤物资,大到作战飞机、主战坦克等重装备,只要是战场上需要的,几乎都能生产。以色列年度国防经费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25%(平均数),国防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50%,国防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0%,比例之高,世界罕见。连续的冲突与战争使国防开销巨大、外债和通货膨胀严重。
为使国家财政不致破产,同时保持军事技术领先优势,以色列走出一条“超级军事经济”发展的道路:一方面通过“引进-改进-研制-出口”步骤,大量出口从冲锋枪到无人机、电子战设备、航空电子设备、近程导弹系统等。既扩大产量、获得武器装备性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又赚取了外汇,缓解了国家财政紧张。另一方面则是以风险投资推动高新技术发展。苏联解体后,大量犹太裔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涌入以色列,带来众多科研成果。这些新移民缺乏市场开拓经验和资金,难以完成科研成果转化,大量有价值的成果被闲置。针对这一情况,以色列用政府拨款形式与私人投资者共建风险投资基金,由私人投资者运作。风险投资培育出的许多成果,不仅通过“民转军”提高了军事技术水平,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军工企业“军转民”进程。
以色列第一批高科技企业,就是借助风险投资实现转轨的军工企业。1997年22个以色列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2000年上市企业达100家以上。1998年-2003年,以色列从国外引进风险投资82亿美元,全部投入高新技术产业,为其科技发展做出重大贡献。2005年底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达130余家,数量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人均风险企业数量居世界第一。现在以色列的每所大学和研究所内,都设有为学者和研究人员建立商业关系提供帮助的专门部门,负责代理学者和研究人员与投资者进行商业谈判,保障高质量的军民融合、保障国防军工的高效率。
以色列全民皆兵的国防体制,是其高效军民融合的另一个亮点。在以色列,年满18岁的犹太青年男女必须服兵役,男性服役36个月,女性21个月,服完兵役上大学,同时转入预备役,男性至51岁,未婚女性到24岁。预备役部队编制、训练与现役部队相差无几,预备役人员在24-48个小时就可投入战斗。靠这一制度,十几万人的现役部队战时可迅速扩大到六十万以上。求生存、求发展的意志,使以色列的军民融合进行得最为自觉和彻底。

六、国外军民融合发展的几个特点

(一)科技力量蓬勃发展,是决定军民融合质量的关键环节
分工是工业社会的特点,融合是信息社会的特点。任何发展模式和思路都离不开一定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化时代军民融合与工业化时代的军民合作、军民结合、军转民等等,已经具有完全不同的技术意义和社会意义。工业化进程中相互配合、相互照应的弥补关系,进入信息化进程后,开始被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所取代。各国经验证明,信息化进程发展较快的国家,军民融合开展得也较为成功,较容易通过这一融合实现双赢。反之,欠缺了融合的条件,不但难以实现互相促进,反而容易相互牵制、互扯后腿。
(二)市场的推动、调节和检验,是军民融合的体制性基础
军民融合既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效益的要求。而效益又是市场的产物。市场要求从封闭到开放、从垄断到竞争的过程,即是提高效益、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在这方面,市场会产生比任何行政指令都大得多的推动力。进入90年代以来,从美国到欧洲开展的以兼并、收购为主要手段的军工产业集中化,就是为了通过专业的市场化整合、资本的市场化运作、产业的市场化发展,实现军工与民企的深度融合,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保持新一轮竞争优势。各国经验证明,市场发育不完全,转型难以成功。不破除壁垒就没有市场,就难以通过开放、竞争、实现效益和资源的最优配置。
(三)政府的权威主导,是军民融合程度和范围的强力监管
军民融合进程中政府的权威作用,一是打破重重壁垒,主导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方向。二是克服市场存在的短视,推动和组织多种资源和多方力量开展重大战略项目的开发,推动融合的深入发展。三是通过设置适当壁垒,保护国防军工的关键技术与核心专利。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看,并非一谈融合,就什么资源都可以利用,什么企业都能够参与。美国国会1988年通过《埃克森一弗罗里奥修正案》,授权总统可以中止或禁止“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收购”。1992年通过《伯德修正案》,则要阻止“由外国政府控制或者代表外国政府”的收购行为。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失败,就是被这一修正案阻止。随后美国又发布《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关于外国法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建议稿》(2008年)等法律文件,阻止中国的华为公司对美国网络设备制造商3Com公司的联合收购。由财政部长担任主席、几乎囊括所有政府高官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成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美国贸易代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总统经济政策顾问)所起作用更为重要。外资通过并购进行的“融合”,只要被认为涉及军事安全或经济安全,“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调查就使这些并购无法通过。欧洲同样如此。欧盟虽然在军工产业的国际化方面开世界先河,但当中国参加欧盟的“伽利略计划”后,虽然注入大笔资金,却不能进入“伽利略计划”的决策机构,欧盟还以“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在技术合作开发上把中国排除在外。可见他们的“融合”仅就内部而言、仅就盟友而言,对其他国家则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
(四)高层决策机构整合,是军民融合进程的必然产物
任何力量的重新组合都会涉及范围的重新划分,利益的重新分配,矛盾纠纷难以避免。处理矛盾纠纷需要统筹、协调、决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 国在政府组织、军地合作、资源配置、决策程序方面都暴露出不少问题。军种之间缺乏协调,军事与经济缺乏协调,军事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之间也缺乏协调,军民一体的国内资源动员机制呈现空白,不得不通过一些临时性安排,如“国务院、陆军和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来填补。战争结束,政府内一批精英认为应对军队和政府组织体制进行全面改组,建立适应未来需要的国家决策机制。战时担任陆海军装备委员会主席、战争生产委员会副主席的埃伯斯塔特提出一份报告,认为目前体制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统筹协调,军种之间,军事和经济之间,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之间,战略、政策规划和执行之间,都存在妨碍决策和执行的鸿沟。由此建议:超越和消除外交与国防、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政府和企业的传统区隔,构建综合性统筹协调的顶层决策和执行的鸿沟。由此建议:超越和消除外交与国防、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政府和企业的传统区隔,构建综合性统筹协调的顶层决策机构。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埃伯斯塔特报告》。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即以该报告为蓝本而制订。报告中倡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等这些顶层协调决策机构,都被《国家安全法》所确认。《埃伯斯塔特报告》力图从更宏观层面完成军民一体化整合,最终成为奠定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基石。

(作者简介:金一南,教授,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评论这张
 
阅读(1241)| 评论(0)
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