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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缨在手 敢缚苍龙

 
 
 
 
 

日志

 
 

杨福家院士口述实录  

2015-11-28 08:41:34|  分类: 大家风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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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口述实录


  遇到真正的大师

  1936年6月11日,我出生于上海,但我原籍是宁波市镇海区。那里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两院院士就有数十位。1991年,我与哥哥杨福榆同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家里兄弟姐妹一共七人,父亲做生意,家境在上海还算富裕。童年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母亲。她很民主,从小给了我一个宽松、不压抑的家庭环境。童年的我很淘气,曾因调皮捣乱被学校勒令退学,但母亲一点都没有责备我,还为我换了一所学校。对我一生起到很大影响的学校是我的中学——格致中学。这所中学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树立了我正确的人生观,点燃了我热爱知识、热爱科学的“火种”。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在格致中学里,老师让我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那个时候我明白了,人不能虚度时光,要对社会有所贡献。
  1954年,我从格致中学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从此与物理科学和复旦结缘。
  当年复旦大学的教学很民主。我记得第一学期教我们普通物理学的是系主任王福山教授。那一年的期终考试,学校正在改革,由王教授主持英语口试。我第一个进考场,一进考场就吓了一跳,因为有十几位老师。我从没见过这阵势,心情十分紧张,结果考了4分,这是我大学四年唯一的一个4分。没想到的是,考后王教授亲自找我谈话,鼓励我:“我知道,你学得很好,就是太紧张了。别灰心,你会考好的!”结果,第二天俄文口试,我进去发现只有一个老师。那位老师还很和蔼地说:“别紧张,今天就我一个人。”可以看出来,那时候的老师们是多么的爱护学生。
  在复旦大学对我影响至深的老师是卢鹤绂教授。在我学习的最后一年,年纪才43岁的卢先生刚从北京大学回到复旦,就立即给我们上富有色彩、七章七节的原子核理论。有一次上课我觉得卢先生讲的内容有一点问题,课堂上我没敢提出。课下我去找卢先生的助教问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没想到,卢先生知道后让我去他家里,我一进门,卢先生就对我说: “我考虑欠妥了,你是对的。”我离开的时候,卢先生还亲自把我送到楼下。
  到我做论文课题的时候,卢老师让我做当时最前沿的课题——核壳层结构的基本理论。这个课题是当时两位科学家已经推理出来的理论,卢先生想让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推导。我推算了三个月,一直推不出来。我清晰得记得有一天,已到凌晨3点了,我仍然推算不出来。第二天我找到卢先生跟先生说:“我知道这理论的奥妙,但我不可能用其它更好的方法推算出来。”卢先生说不要紧,你学到东西就可以了。1963年,这两位科学家因这个理论获得诺贝尔奖,卢先生正是通过让我对极难课题的攻克,使我理解到核壳层模型新理论的无穷奥妙,学习到了最前沿的知识。
  那个时候我体会到这才是真正的大师。

  把事情做到极致

  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一生发展来讲,机会也是很重要的。正如李政道所言:“如果没有机会,再有才也没有用。”而我幸运的就是,一生遇到很多次机会。1958年我还没有毕业时,复旦大学就决定让我留校当助教。过了两年,学校破例任命我为新成立的原子能科学系副主任。当时的党委书记王零对我的影响很大。系刚成立,困难重重。记得有一天深夜,王零书记看到我们半夜12点还在实验室,就推开实验室的门问我们为什么不回去休息。我跟他说我们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王零书记召集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和我们一起商量办法,解决问题。我就是在这样负责任的领导的帮助下迅速成长的。
  实际上到后来我才明白,要建立一个系、一个实验室有多难。但当时很年轻,根本就不知道害怕困难。当时我们知道要搞原子弹,所以想搞同位素分离试验。当时就在一个草棚子里做的试验。后来,钱三强先生来复旦看望我们,想把我调到北京,复旦大学没有同意。
  我一生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做任何事情,我都要做到极致。当时建系的愿望就是要将复旦大学的原子能科学系建成一流的。到了1991年,这个系确实被评为国内第一,超过了北京大学。
  1963年,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儿子奥格·玻尔来中国访问,与中国科学院签订了交换学者计划,欢迎两位中国留学生去丹麦访问。从全国选拔了2位学者,我是其中一个。我们先去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一批被选赴西方国家进修的学者一起,集中培训半年,然后参加国家考试。我还记得一到北京,就参加了一次英语面试,考官是许国璋先生。那个时候我们的英语并不算差,看得懂英文文献,但口语不好。许先生一听我们的口语,就说我们这样的英语水平要想通过考试,至少得两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和后来担任北大校长的陈佳洱成为了好朋友。我和陈佳洱商量,从第二天开始,我们每天互相交流时,只讲英语不讲中文。苦练了半年后,我们俩都顺利通过考试,他去了英国,我去了丹麦。

  祖国是我的世界开始的地方

  1963年,我荣幸地被派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事核反应能谱方面的研究。这个研究所后来改名为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在1913年,玻尔发表了三篇论文,奠定了量子理论的基础。丹麦当时还没有物理学教授的位子,而英国、美国、德国等国都邀请他去工作,但玻尔却选择了留在丹麦。他决心在一个不到500万人口的小国家建立起被世界认可的物理学中心。这个研究所吸引了大量的科学工作者去交流访问,形成了哥本哈根精神。我认为,玻尔的这个举措对他祖国的贡献不亚于他在量子理论上的贡献。
  我在玻尔研究所访问期间被他的这种爱国情怀深深感染,玻尔常引用安徒生的一句话:“丹麦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这里就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我也时常在想,如果将丹麦换成中国,那这句话也便是我的人生哲学:“中国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这里就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玻尔的精神大大地鼓舞着我,使我满腔热情、夜以继日地做研究。一年后,奥格·玻尔教授对我访问期间做的研究成果很满意,就向我国大使馆提出,希望我再工作一年,于是我在1965年才回到了祖国。
  在丹麦访问期间,除了被玻尔先生的爱国情怀所感动,也真正地理解了哥本哈根精神。我开始懂得了科学是扎根于讨论的道理,也体会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的深意。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1967年6月17日,在中国成功进行第一次氢弹试验后,法新社有一个评论:“中国人民爆炸热核炸弹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再次使世界专家感到吃惊。惊奇的是中国人取得这个成就的惊人速度,中国人在核方面的成就使世界震惊不已。”我个人觉得,中国的氢弹之所以发展得那么快,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提倡讨论。那个时候,提倡学术民主。有专业特长的资深学者与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坐在一起,七嘴八舌,相互启发,探讨氢弹的奥妙。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提出自己的见解。有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说出了一些自己也吃不准的想法,就被有深厚功底的学者借鉴并加以综合、升华,然后形成一个粗略的方案,经过详细计算、认真分析,最后决定取舍。

  强国必先强教

  在当复旦大学校长时,我一直秉承着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强国必先强教,而强教的关键是把育人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都是做人第一。我觉得我们国家核科学研究领域里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们身上正是体现了这一点。“爱国心、强国梦”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内心。胡思得是我大学里的同班同学。自1958年大学毕业一别,直到1984年我去新疆核基地,我们才再见面。为了我国核事业,他一直在艰苦的大西北工作。当年,他们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都特别艰苦。1984年我们相见时,胡思得所住的房间特别小,除了床和桌子几乎什么都没有。零下30几度的天气,早上起来上厕所都要走很远的路。而住在胡思得旁边的同事是钱绍钧。后来这两位都当选为院士。他们能在大西北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做科研,就是因为他们始终把国家的使命放在第一位。
  核科学在中国走过了60年,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很多人关心核科学是否应该继续发展,我个人觉得应该分三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从此不发展核武器,我们需要一个“无核世界”;对清洁核能的利用,各个国家支持的力度是不一样的;核技术应用,我觉得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的,尤其是核技术在医学、农业上的应用,是要造福人类的。关于今后核科学的发展,我觉得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应该重视。(叶娟)

中国核工业》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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