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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缨在手 敢缚苍龙

 
 
 
 
 

日志

 
 

建国后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   

2015-12-16 20:06:34|  分类: 战略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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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始终坚持和奉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形势任务、战争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予以调整充实,筹划指导以战争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全局,有力地捍卫和保障了国家安全和发展。

    确立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面临国际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外交孤立、政治颠覆,又经历抗美援朝战争的严峻考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抵御可能的外敌入侵,整体筹划国防和军队建设,亟须明确军事战略指导方针。1952年4月,粟裕副总参谋长针对当时国防工事构筑、军兵种建设尚未全盘结合起来的情况,提出必须首先确定我们国家的整个战略方针,尔后根据战略方针拟订国防部署和协调各方面的计划。195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指出:战略方针,是关系到制订作战计划、训练计划和进行战争准备工作的先决问题,也是关系到各军种、兵种的建设和各业务部门的工作规划的先决问题,而且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因此,确定我军的战略方针,就成为当前军事工作方面的一项迫切任务。会议正式确立了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明确了战争筹划和指导的原则。基本思想是:①随时准备应付突然袭击和突然事变。②主要敌人是美国;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军和日军;主要战略方向是我国东部的东北、华北和山东半岛地区,即从图们江、鸭绿江至连云港一线。③以陆军为主体,在空军、海军的协同配合下,把敌人进攻的主力歼灭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国土上,将敌人的进攻阻止在预定设防地区,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进行持久作战,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上的主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初期采取阵地战结合运动战,以阵地的防御战和运动的进攻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大纵深梯次配置,层层掌握机动部队,在重要方向坚决防守,在次要方向诱敌深入,主要战略机动部队用于主要方向和决定性时机,防御地区机动部队与守备部队密切配合,守备部队准备独立作战。

    立足抵御大规模侵略战争调整军事战略方针。从20世纪60~80年代,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军事战略方针进行过若干次调整。这些调整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以应对强敌大规模侵华战争为背景,旨在解决这个历史时期国家和民族在严峻的环境中面临的生存危机问题。

    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北顶南放”方针。60年代初,中国安全形势出现新变化,中苏同盟关系裂痕扩大,美国在我东南沿海的军事部署不断加强,台湾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袭扰行动趋于活跃,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的武装挑衅活动也日益增多。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采取“北顶南放”方针。基本思想是:①使用原子的大规模战争(世界大战)有打得起来和打不起来两种可能,主要放在打得起来上面,但要争取打不起来;非原子的和小规模的战争是一定会打起来的。②主要敌人是美国,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军;主要战略方向仍是我国东部的北部地区,更加强调东北地区和山东半岛(包括连云港)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外长山列岛、内长山列岛、舟山群岛、万山群岛、海南岛等5个岛屿群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③在连云港以北地区坚决顶住敌人的进攻,在长江以南地区实行诱敌深入,将敌消耗到一定程度后视情或从北面或从南面首先转入反攻,最后进行战略追击,收复被占国土,并视力量大小实施境外追击;“北顶”地区以阵地战为主,“南放”地区以运动战为主。

    60年代中期战略方针突出强调“诱敌深入”。鉴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中苏关系破裂,中印边境地区形势严峻,国家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毛泽东认为美国、苏联、印度可能联合对我发起军事进攻,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出发,多次指示战略方针要应付“四面八方”,在多个战略方向上抗击外敌可能的侵略。要注重有顶有放,诱敌深入,纵深歼敌。设想了敌人沿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等四个方向进攻的可能性,在打法上强调要诱敌深入才好打,并预想了歼敌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深度,主要是在华北和中原平原大量歼灭敌人。这一时期,判断主要敌人、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军,其次是苏军。60年代末,随着苏联对我威胁上升,苏军成为主要作战对象,主要战略方向由东部转到北部以华北为重点的“三北”地区,战略任务由主要防范美国的大规模入侵(特别是防美对我实施中间突破)转为主要防范苏联的大规模侵略。

    1977年制定“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进入70年代中后期,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国内“文革”结束后也亟待统一全党全军的认识,明确军事战略方针,解决好将来仗怎么打的问题。1977年10月,中央军委成立战略委员会,专门研究和解决战略问题。同年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总结60年代以来战略方针的调整变化情况,着眼抵御苏联大规模入侵,提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基本思想是:①苏联霸权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根源和对我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主要战略方向仍是“三北”地区,苏军仍是我主要作战对象。②我军的战略目的和任务是应对苏联大规模侵华战争,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粉碎敌之战略突袭,保存我军有生力量,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随后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到预设战场,视情况通过规模不等的运动战,辅以必要的阵地战和游击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80年重新明确“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在贯彻1977年军委确定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过程中,许多军队高级干部感到应对未来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在战略上诱敌深入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认为,诱敌深入在战争开始时可以作为积极防御的作战手段之一,但它不是普遍的、统管战争全过程的指导原则。我国四周边境地区多数有山地作为屏障,有一些政治、经济、军事要地也处在战略前沿,如果实行诱敌深入就意味着全面开放,取消了战略防御阶段必不可少的坚守防御,不仅失去有利阵地,而且战争潜力也被大大削弱,使战略反攻失去雄厚的物质基础。战争样式有新的发展,出现了局部肢解战争、代理人战争、速打速撤的战争,诱敌深入可能正中敌人下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家底日益增大,有些重要建设项目处在战略前沿或战役纵深地区,不经反复争夺而轻易放弃,对战争发展弊大于利。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明确赞成战略方针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中央军委“801”会议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且作了新的诠释。新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着眼于大规模国土防御作战,仍以苏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三北”地区为主要战略方向,强调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突出战争初期的地位,在战争开始的3~6个月内以坚守阵地的防御战为主,辅之以不远离阵地的中、小规模的运动战和广泛的游击战,坚决顶住敌人战略突击,制止敌人长驱直入,保存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稳定战局,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为尔后有计划地大量歼敌赢得时间、创造条件。

    着眼打赢局部战争调整军事战略方针。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战略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大战可以避免。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定。我军从临战状态向和平时期建设轨道转变,从准备打全面战争向准备打局部战争转变,由以战备为中心向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转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世界新军事变革和战争形态演变的发展趋势,对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1993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立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2004年6月又对这一军事战略方针进行充实完善。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仍然坚持积极防御的基本精神,同时又丰富和拓展了其时代内涵。一是转变原来立足应对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做法,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后又进一步明确聚焦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二是突破了原来主要是应付侵略战争且主要是战争初期战略指导的局限,提出了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战略任务。三是根据战争威胁的重大改变,及时调整了主要战略方向、主要作战对象,明确了战略对手,使军事斗争准备更具针对性。四是在原来强调赢得战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遏制战争的思想,在战略指导上突出遏制危机、控制战局、打赢战争、维护和平。五是在基本作战思想上突破机械化战争模式的束缚,提出了符合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基本规律的“体系破击战”的思想。六是着眼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明确了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指导原则。

摘自: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 编著,《战略学》,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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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严重对峙,美国在进行全球扩张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的“遏制”,对我采取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从而对我国独立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采取了与苏联结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央军委提出了“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1956年3月,彭德怀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代表中央军委正式提出了这一战略方针。其要点:一是力争防止战争,二是不首先发动战争和先发制人,三是立足于打赢战争。为此,确定了我军在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中的作战行动方案:在战争初期,我军要依托坚固阵地顶住敌人的连续进攻并不断消耗敌人,将敌人阻止于我沿海预定设防地区,掩护国家转入战时状态,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同我进行持久作战,剥夺敌人的战略主动权;同时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以战役战斗的进攻作战,改变敌我力量对比,逐步掌握战场上的主动;使我军尽早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发展为战略进攻,彻底打败敌人。

(二) 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面临着大战随时发生的直接威胁。美国在全面扩大侵越战争,实行“南打北炸”的同时,对中国的挑衅也逐步升级。美国一再威胁说,在越南战争中不再有“庇护所”,美军要穷追,为向中国进行军事侵略行动制造借口;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乘大陆暂时的经济困难,以及中苏关系破裂之机,再次重弹“光复大陆”的老调,台海上空战云密布;苏联由于其军事上控制中国,以及把中国外交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的企图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之后,便进而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1960年苏联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从中国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合同。1962年在中国新疆地区策划和煽动了大规模的骚乱,制造了“伊塔事件”。1963年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兵,从而在北面对我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印度在美苏的怂恿支持和鼓动下也在中印边境不断挑起事端。

    针对面临的大战威胁,我们的战略方针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提出,要准备应付出现这样的局势,一是发生局部战争,一是发生天灾。根据这一精神,周恩来在同年2月召开的军委常务会议上提出了“整军备战”的方针。随后,军委召开编制装备会议,落实“整军备战”方针。会议期间,毛泽东将这个方针调整为“备战整军”,以强化战备意识,加快备战步伐。从历史实际看,“整军备战”的方针是一个应付局部战争的方针。重点是东南沿海方向,兼顾西南方向中印边界地区,同时又做最坏打算,准备由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1959年夏,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便指责彭德怀提出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实际上不够积极”,其国土设防是“分兵把口”、“处处设防”。于是在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作了《组织积极防御,采取北顶南放的方针》的报告,提出了“北顶南放”的方针。这个战略方针仍然是以苏联为战略背景,以美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当时设想美国对我发动战争将主要是由海上入侵。因此我主要战略方向是东南沿海地区。从一定意义上讲,“北顶南放”方针是1956年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补充与调整,或者说是具体化。1964年6月,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毛泽东指示这一战略方针停止执行,同时中央军委开始制定新的战略方针。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可谓“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党中央认为战争危险临近了,帝修反有可能联合进攻中国,一场大战迫在眉睫,并有可能动用核武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央军委提出了既针对美国又针对苏联,还要准备对付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防止反华势力从四面八方向我发动进攻的战略设想,重点是防止美苏两国的入侵。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国防科委的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这就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方针的由来。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这一历史阶段,虽然我们总的指导思想是积极防御,顶放结合,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而具体方针的名称,军委却没有明确提出来。但是,基本的精神却是明确的:即积极防御、有顶有放、诱敌深入、纵深歼敌。这是一个既抗美、也防苏、反对帝修反,对付四面八方的战略方针,也是一个立足于两线或多线作战的战略方针。

(三)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

    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是,美国由于长期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和持久的军备竞赛,国力大衰,在全球处于战略守势。而苏联则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在全球处于进攻态势。苏联在加紧向外扩张的同时,继续在中苏、中蒙边境增兵,加大对我国的军事压力。自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断定苏联是对中国最危险、威胁最大的敌人。他确信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付最危险的敌人。这样,我们的战略也就改变了,对外实行“一条线”的政策,即联合美、日、西欧形成一条抵御苏联霸权主义扩张望的统一战线。

    在军事上我国的防御重点已转向“三北”地区,主要防范苏联的入侵。这一时期先后提出了两个战略方针:1977年12月,叶剑英代表军委提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称“八字方针”。这个战略方针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一年提出的,主要是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排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军事领域的影响而提出来的,也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主要是文革十年内乱期间,由于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而对军事战略指导所造成的困难而提出的来的;1980年9-10月间,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军高级干部会议,即“八〇一”会议,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对苏防卫作战的许多重大问题。在制定对苏防卫作战的战略方针时,会上有人提出仍叫“积极防御,诱敌深入”,也有人提出改叫“积极防御,持久作战”。最后,邓小平集中大家的意见,在会上讲了一段话:“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于是就按邓小平的意见,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确定为“积极防御”。

    这次会上还确立了贯彻这一方针的战略指导思想:即“三坚持、两立足”:坚持后发制人,坚持人民战争,坚持持久作战。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立足于复杂困难情况下作战。

    “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制定,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在战争初期从战争全局上改变了实行“诱敌深入”的做法,肯定了坚守防御的阵地战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地位与作用。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也是我军在战略指导上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些都是对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和平建设时期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四)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

    这一时期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起初认为战争可以推迟,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强调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提出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发展,世界战争可能避免。

    根据上述分析判断,在1985年6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做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定,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正常建设的轨道。这标志着我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军事战略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到1993年1月,军委正式提出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又一次完成了我国军事战略的历史性转变。这个战略方针的最大特点是确立了一个指导思想: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确立了一个基点:以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为目标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确立了主要作战对象:以美军为代表的强敌;确立了一个中心:以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加强我军的全面建设。确立了我们的主要战略方向:东南沿海。确立了一个战略指导: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指导。

(五) 2004年对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进行充实和完善

    2004年6月22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对1993年制定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充实完善后的军事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了我军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战略指导思想和原则等。并明确提出必须把对台军事斗争准备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着重指出了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紧紧抓住并认真解决好的几个全局性和关键性问题,阐明了我军从机械化半机械化转到信息化的重要方针政策,为我军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充实完善后军事战略方针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五个必须”上:第一,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为根本指导;第二,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第三,必须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第四,必须坚持和发展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原则(充实和完善后军事战略方针,把“遏制危机、控制战局、打赢战争”作为战略指导的基本思想,这是在新形势下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进一步发展);第五,必须确立反映信息化作战特点的基本作战思想(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必须确立以夺取制信息权为核心目标的体系破击战作战指导思想,对信息化作战行动实行灵活、机动的指导)。

摘自:吴温暖,杨新 主编,《中国军事思想教程》,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1~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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