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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缨在手 敢缚苍龙

 
 
 
 
 

日志

 
 

太空武器与核交战的风险   

2015-12-02 14:27:12|  分类: 域外视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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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层空间条约》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轨道,但这并不等于防止了太空中的战争。一些国家已经在太空中成功试验了具有杀伤性的反卫星武器,据信有更多国家具有反卫星能力。与此同时,诸如早期预警、保密通讯、情报收集、指挥与控制等重要战略能力,越来越多地通过太空来实现。这就引发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在核武国之间的一场危机中,可能因使用反卫星武器,而导致核交战——美国的军事演习已一再证明,反卫星武器可能致使危机朝着无法预测的方向升级。以下,几位专家就此问题展开辩论:反卫星武器在多大程度上会增加核战争的风险——采取哪些措施才能缓和这种风险?

巴拉斯·哥帕拉斯瓦密(Bharath Gopalaswamy)现任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南亚中心执行主任。加入该理事会之前,哥帕拉斯瓦密曾负责管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军控、裁军与国际安全项目。他曾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和康奈尔大学的朱迪思·瑞比和平与冲突研究所(Judith Reppy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担任研究职位。哥帕拉斯瓦密拥有来自都柏林三一学院的机械工程博士学位。

吴莼思现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她的研究兴趣包括中美关系、中国外交战略、军备控制和亚洲区域安全。2012年,她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2004-2005年,吴曾在MIT国际安全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她著有《威慑理论与导弹防御》与《威慑与稳定:中美核关系》。

南希·加拉格尔(Nancy Gallagher)现任马里兰大学国际和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Studies at Maryland)临时主任、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学者。此前,她曾任克林顿政府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特别工作组执行主任、美国国务院军备控制专家、卫斯理大学教员。她目前的研究涉及颠覆性技术(包括核能力、太空能力和网络能力)在全球推广过程中,如何利用政策选项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


无事生非
Bharath Gopalaswamy

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当中,中国2007年的反卫星试验激起了关于美国太空资产潜在脆弱性的许多辩论。许多学者和分析人员认为,过去十年中,中国缓慢但稳步地投入于广泛的一系列太空对抗能力,其实已经能够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威胁。担忧集中在两个议题上。

第一,中国的太空对抗能力有一天可能会挑战美国对全球公域的控制,尤其是在太空领域。相对于华盛顿的常规军事运作,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考虑因素,因为太空资产为美国在军事监视等领域提供了巨大优势。其次,某些太空对抗能力可能危及对于华盛顿预警即发射的核态势而言至关重要的资产。对这些资产的攻击可能导致意外核战争。与此相关,有人担心北京在太空对抗技术上的投入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尤其是德里可能也会投资于此类能力,从而加剧中国和印度之间意外核交战的风险。

态势和动机。由于这些太空平台提供的支持,美国军方相对于潜在对手拥有显著的质的优势。例如,各种成像卫星显著提高了美国的监视能力。全球定位卫星帮助美军以无与伦比的精度为其武器导航。通信卫星帮助控制信息流。其结果是,美国军方能以远征军的方式投射力量。美军可从远方战区操纵,采用依赖于卫星的信条和尖端设备,用于高级监视、侦察、通信、导航和时序数据。

不过,美国的太空资产也有潜在脆弱性,主要是对于中国的太空对抗能力。基于公开资料的若干评估表明,尽管中国对太空对抗技术加大了投入,华盛顿自身太空资产的支持下,在开展常规军事运作方面,仍然有着巨大的优势。中国依然不愿充分参与华盛顿在二战结束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而这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的一个关键担忧。他们担心中国可能表现出不可预测的行为——而事实上,这种不可预测性的体现包括中国2007年的反卫星武器试验,以及自那时以来中国其他的外空试验。

美国政策制定者的第二个关键担忧是,太空对抗能力可能引发意外核交战,比如说,美国和中国之间,或者中国和印度之间。一些美国政策制定者担心,中国可能使用太空对抗能力摧毁华盛顿的关键太空资产,如早期预警卫星。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导致错误结论,即中国已经参与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同样,中国和印度对于这些能力的投入,可能导致北京或德里的误判,使冲突升级为核交战。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必要理解中国和印度获取太空对抗能力的动机,同时也要理解两国的核态势。

不幸的是,中国关于其太空对抗能力的动机仍不清楚。中国是否打算降低美国对全球公域的控制,从而阻碍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作战能力?北京是否意在消灭美国的核监视能力?这些关键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更令决策者困惑的是,中国是否会用莫斯科在冷战期间的那种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在那个时代,苏联和美国通过建立《外层空间条约》等条约,缓解了压力,让自己消除疑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中国的太空对抗能力目前足以使美国无法进入太空,但只是暂时的。

谈及核态势,形势较为清晰:中国不赞成首先发起核打击。从1964年中国进行首次核试验,到1990年代中期《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开始,中国的核武库现代化进程一直以蜗牛速度前进。在1970年代末,中国研制了能针对美国大陆的长程弹道导弹,但北京仅拥有十几枚这种导弹。对于中国人而言,哪怕与华盛顿的弹头比仅为125:1,似乎已足以提供核威慑。中国维持着简单的核武库,而不像美国,开发的核武库中包括了数千枚弹头和运载系统、多种核作战能力和大量冗余。北京为了政治放弃了技术。

如今,所有现有证据表明,中国虽然扩大了其核武库,但并未从根本上计划改变其核态势。因此,中国不太可能将反卫星武器用于打击核监视卫星。而且,即使中国不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北京的核运载系统也并非特别准确。他们没有能力执行像“漂亮的第一击”那样的可能消灭美国陆基核力量的打击。

尽管中国和印度之间关系紧张,德里的核态势相对于北京是相当松弛的,其基础是最低威慑和严格不首先使用政策。印度国家安全管理人员和他们的中国同行一样,将核武器视为政治工具,并抵制了军事规划人员革除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努力。印度拥有大约100枚核弹头,但均未在正常条件下搭载导弹。因为印度坚定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所以该国的政策制定者没有足够动力去开发可作战的反卫星武器,用于帮助执行对中国的第一击。这样的想法几乎不会进入印度的任何太空安全相关的公共论坛。相反,大多数争论围绕的是如何保卫印度在低地球轨道中不断增长的太空资产。

可以肯定,中国成功地展示了反卫星武器,这在印度激起了一场辩论,并促使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efen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开始探索如何发展报复能力,研制印度自己的反卫星武器。但不同于中国,印度的反卫星研究努力是从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中派生的,表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该计划的一个分支。许多动能反卫星技术与印度正在研发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重叠,特别是在雷达跟踪和目标获取领域。少量公开证据表明,印度当局还没有制定反卫星计划。即使德里这样做,印度的反卫星武器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经证实的,连一场试验都未曾开展。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进行了三四十次试验,前苏联进行了大约二十几次,之后才宣布他们的反卫星武器有作战能力。

如果美国担心中国的进展会削弱其在太空中的首要地位,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系统至少能挑战美国的首要地位。但是,对于中国或印度在太空对抗技术上的进展将引发意外核交战的担忧,属于夸大其词。中国和印度的太空对抗能力还没有先进到足以摧毁美国的预警卫星,而且在更基本的层面,印度和中国的核态势仍然以威慑为核心。


反卫星烟幕
Wu Chunsi

反卫星武器会增加核战争的风险——这种论点是否正确?否。

没有国家会因为对手拥有反卫星武器而发起核攻击。一国发起核攻击,是因为对手明显有发起一场大规模、战略性核攻击的意图。当然,在一场核攻击的早期阶段,可以用反卫星武器摧毁另一方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即便如此,反卫星武器也只是核交战中的工具,而不是“原因”。(核武器本身也是一样。)对于反卫星武器与核战争的风险,最多可以说在一场危机中,这种武器可能会使核武国的判断复杂化,或者会成为一国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核行动时的考虑因素。但是,反卫星武器依然不是先发制人行动的“原因”。

对于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核武国——包括中国在内——反卫星武器,按其定义,就不可能引发核攻击。如果确实在一场危机中使用了反卫星武器,但所有涉及的国家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那么冲突仍然可以控制在常规领域,而不必升级到核战争。只有涉及奉行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核武国时,核战风险才会上升。因此,在一场危机中真正危险的,是允许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而非是否有反卫星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反卫星武器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决定采取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关键因素。这样表述我的观点,可能更清楚一些:在一个没有反卫星武器的世界中,能否期望所有核武国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答案估计是否定的。在一场危机中,一个核武国是否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决定因素,是该国使用核武器的政治意愿及其整体军事信条,而不是反卫星武器。因而,把注意力放在反卫星武器上,是误解了在这个核时代中威胁世界的根本问题。

警惕和怀疑。2007年1月,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进行了一项外空试验。但一些外国官员和媒体拒绝接受中国对此事的界定,并将这一试验描述成反卫星试验。无论北京如何解释,那些定性描述依然不变。与此同时,出现了反卫星武器可能增加核战争风险的论调。

2010年,中国宣布已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但是,一些国家又一次拒绝接受中国的解释,蓄意模糊反导拦截和反卫星技术之间的界线。在国际间关于中国所谓反卫星武器计划的臆测中,错误观念越来越强。

因而,对于中国而言,自然会对关于反卫星武器与核战争风险的论调保持警惕和怀疑。的确,中国怀疑此类论调的唯一意图就是污蔑和打断中国的外空计划。

从中国的角度而言,外空问题上的关键因素是建立(或者说是重建)东西方互信。中国或许是外空的后来者,但它在其中也具有合法权利,西方国家必须承认这一点。否则,那些国家将阻碍自身与中国及其他外空后来者建立关系,使外空俱乐部新老成员之间的互动因紧张和怀疑而被破坏。对于美国和中国,承认对方在外空的利益,是两国在外空和其他战略议题上开展有效沟通的必要前提。

中国愿意与美国对话,也展现出了积极姿态要与华盛顿互动,但是美国对于与中国展开战略互动,似乎并不积极。美国的态度中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美国有一个对其他国家分类的习惯——盟国、敌国等等。显然,中国并未被分到美国盟国的类别中。2009年,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成功突破华盛顿的分类限制,两国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使得双方高层官员得以商讨具有政治、经济和战略重要性的事务。以前,中美之间的高级别对话一直被称为“高级对话”,因为美国仅在与盟国互动时使用“战略对话”一词。但是,美国对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态度似乎仍受中国的“国别分类”影响。相对于双边关系中的正面因素,华盛顿似乎对负面因素更敏感。

第二,美方严格限制着与中国在诸如两军关系、外空合作和高科技出口方面的战略交流。这些限制在中国社会中引发许多批评,也使得北京难以增进对美国的信任。

第三,美国正继续在美国境内以及中国周边国家中开发并计划部署战略导弹防御系统——虽然中国已对该系统对于中国核威慑的战略影响反复表达了担忧。想一想华盛顿在导弹防御方面的计划,那些指称中国外空计划会打破稳定的论调就更不具说服力了。

如果目的是缓和核战争风险,那么就不应该把主要注意力聚焦在反卫星武器上。就一系列其他议题交换意见,将能在减少战略怀疑、缓和核风险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从中国的角度而言,把核战争与反卫星武器联系在一起,只能表明西方国家想要限制中国的外空计划。这无益于降低核风险。或许,通过类似本次圆桌讨论的形式交换意见,让各方解释、澄清和阐述其在战略议题上的立场,将有助于减少误解、误读和误判。


没有核风险的反卫星战:一种幻想
Nancy Gallagher

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轨道,但规定了太空将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免费供所有国家使用。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将该条约解释为:将卫星用于早期预警、危机通信、核实,以及促进威慑稳定性的其他(非侵略)活动是合法的,且应得到保护。

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空基侦察、通信和瞄准功能成为现代军事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探索了这一问题:展开反卫星攻击能否带来重要军事优势,而不增加核战争风险。理论上,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实践中,答案几乎一定是否定的。

炒作威胁。目前,未曾有过国家故意、破坏性地攻击属于另一个国家的卫星(虽然有的国家曾干扰过卫星的无线传输)。但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已进行了先进动能反卫星武器试验,而且美国已证明其有能力修改导弹防御拦截器,用于反卫星模式。任何有能力将核武器搭载于中程弹道导弹上进行发射的国家,都有攻击近地轨道卫星的潜在能力。

由于美国的地面军事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太空,因而一些美国战略家们预测,潜在对手将试图通过攻击卫星来抵消美国的优势。他们还建议美国军方尽一切可能保护自己的太空资产,同时使自己继续有能力禁用或销毁对手用于情报、通信、导航或瞄准的卫星。这种分析往往夸大了潜在对手破坏美国太空资产和军事优势的能力,也夸大了任何一方可通过反卫星攻击获得的优势。尽管如此,一些观察家们又一次提出了最糟糕的情境,用以支持发展进攻性太空对抗能力的论调。在一些其他国家中,对太空战的兴趣可能因这些论调而增加。

任何一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若对第二国的卫星发起了攻击,则对地面目标发起核报复都将是非理性的反应。但强国遭到攻击时,有时的确会有非理性反应。此外,在一场蓄意的反卫星攻击之后,不相称的报复并不是反卫星武器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唯一途径。这甚至不是最有可能的途径。参与谈判《外层空间条约》的国家都清楚,若用于侦察和通信的卫星被禁用或销毁,则危机管理将变得更加困难,威慑意外失灵的风险也会增加。

但是,即使不攻击另一国卫星这一规范永远不被打破,开发和试验反卫星武器仍将增加核战争的风险。比方说,假如美国军方领导人开始严重担忧,认为中国或俄罗斯准备发起反卫星攻击,则压力可能积聚,致使针对中国或俄罗斯的战略力量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若在一场危机或低级别地面冲突中,一枚卫星被太空碎片击中,领导人或许会误以为太空战已经开始,并在了解实际情况之前展开报复行动。这样的情境或许看似不太可能发生,但相比用于证明有理由开发和使用反卫星武器的情境,其不可能性并无过之。

减少危险。缓和反卫星武器相关核风险的一种途径,是对以下这一论点进行现实的评估:攻击卫星是实现重要军事优势,而不产生意外或不可控后果的一种简单方法。例如,马里兰大学国际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学者加根南斯·桑卡兰(Jaganath Sankaran)的非保密分析提出,由于中国弹道导弹和发射设施的实际限制,要想在一场危机中攻击关键的美国卫星,难度远远大于华盛顿作为回应,致使北京无法从此类攻击中获取任何军事优势。随着越来越多此类研究得以开展并得到严肃考虑,政策制定者将不太可能大举投入发展反卫星能力,或对假想中的反卫星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降低风险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加强保护卫星的规范和法律规则。要达成这一点,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禁止用任何东西(包括其他太空物体)破坏或摧毁那些本身不被用作太空武器的卫星,并禁止对用于破坏或摧毁此类卫星的方法进行任何试验。目前,已建立的规范和法律保护的最大威胁,来自于那些将预期自卫(在一场危机中或在敌对情况一开始时)作为理由,认为可以此禁用或销毁卫星、发射设施或地面站的人。几乎同样危险的一种论调是:一旦战争开始,太空中的任何东西都将变成可攻击对象,因而应该被作为目标。尽管在战争中,攻击用于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的卫星可能是合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攻击卫星是明智的战略。

自愿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的措施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风险。例如,提高所有太空参与者的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将减少各国发生以下两种情况的风险:一是将卫星损坏错误地怪罪于某一方;二是在卫星因其他原因发生故障时,错误地断定其已遭到攻击。只有少数几个航天强国才有能力进行太空物体检测、跟踪和编目——即有能力识别一个空间物体是碎片还是卫星,并识别卫星的所有者和功能。这些国家的能力广泛不对称。只有拥有最先进能力的美国与其他太空参与者分享空间态势数据,但其分享程度有限。因太空作业缺乏透明度,加剧了如今航天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数据共享安排可有助于减少不信任。

但是,对太空越来越多的军事利用所造成的风险,要通过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大幅降低,其前提是采取此类措施的各国必须在决定分享多少太空相关信息,或决定获取何种能力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能力时,不仅要强调威慑和防御的重要性,还要将可信的保证作为同等重要的优先事项。这些国家还必须重新考虑在自己的核态势中,有哪些因素增加了威慑意外失灵的整体风险。最后,若所有核武国都明确奉行不首先使用的政策,并握紧最适合于报复性威慑的小型核武库的管理控制权,则将大大降低因反卫星能力扩散而导致(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核战争的可能性。


接纳后来者
Wu Chunsi

在第一轮圆桌讨论中,我的同行南希·加拉格尔就反卫星武器可能增加核战争风险表达了担忧。她的担忧源于两种愿望:预防灾难性战争,同时维护外空安全。这也是我的愿望,但是,正如我在第一轮中已经表示,我依然认为允许首先使用核武器是核交战最大的风险因子。

在本次圆桌讨论第一轮中,有两位参与者用了大量篇幅讨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有趣的是,这两位作者所代表的国家都是外空的后来者——巴拉斯·哥帕拉斯瓦密代表的是印度,我代表的是中国。(加拉格尔同样倡导“核武国都明确奉行不首先使用的政策”,但这并非她第一轮文章的主要焦点。)哥帕拉斯瓦密和我有另一个相似点:在第一轮中,他用了大量笔墨,讨论华盛顿对北京将挑战美国太空至高地位的担忧;而我则讨论了确保后来者太空权力(即确保占主导地位的太空大国不得侵犯他国权益)的必要性。代表中国和印度的作者都认为,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与美国的太空主导地位是反卫星武器讨论的核心所在,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完全不是——太空后来者们自然会有类似的、不同于主导势力的担忧和政策偏好。

因而,对于美国乃至国际社会而言,接纳和考虑这些太空后来者的担忧,是一个关键问题。各国要建立健康、稳定与合作的太空关系,有两个问题尤为关键。第一,必须保持太空的开放性。正如加拉格尔在第一轮中指出的,太空“根据……国际法,免费供所有国家使用”——这一点必须保持不变。任何为一国利益而垄断太空的企图,都将适得其反。第二,必须建立法律法规,确保各国在外太空中的行为恰当。

只要国际法律法规公平正义,中国都愿意遵循。但是,北京认为,在反卫星武器问题上,施加给中国的压力是不公平的。从中国的角度而言,反卫星武器只是太空武器的一种。事实上,中国(连同其他国家)早已提议签订禁止一切外空武器的条约。对于此类提议,美国并未展现出参与对话的意愿。但是,到底为什么中国应该接受反卫星武器比其他太空武器更危险这一观点?

共同立场。我的两位同行在圆桌讨论一致同意:美国在太空中享有明显的优势。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崛起,但这并不一定表明北京将试图在太空中与华盛顿竞争。中国从事太空活动有多种原因——促进经济发展,激发科学技术进步,当然还有加强国家安全。但是,这些原因都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成为太空第一大国。即便在这种竞争中,中国胜过美国,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取胜”并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和平、安全和发展,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仅仅从安全和军事角度看待中国的太空计划,视角就太狭隘了。夸大中国太空计划的危险性,只会导致问题的产生。在外空领域中,国际社会应该寻求共同立场与合作机会。

最后一点,第一轮的讨论表明:中国必须更好地向世界说明其太空、核与防御战略。中国政府已经努力证明其和平与合作的意图,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似乎并不太有效。所以,中国必须加大透明度,以便化解国际社会的担忧。


请承认你很吓人
Nancy Gallagher

我赞同我的圆桌讨论同行吴莼思和巴拉斯·哥帕拉斯瓦密的一些重要观点——拥有反卫星武器,并不会使任何国家发起的核战争成为理智行为;相较于限制太空武器,普遍实施可信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将更直接地降低核风险。但是,我要反驳我的同行们所用的一个基础前提,即当美国就反卫星能力扩散对国际安全构成的危险发出警告时,只是在试图——为了维护美国在军事、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防止潜在的竞争对手获得华盛顿几十年前就已发展出来的能力。

无论各国官员口头上说他们正在太空中做什么,反卫星能力扩散是事实。中国2007年的“外空试验”,证明其有能力使用碰撞击毁技术,摧毁自身的一枚卫星——正如2008年,美国展示了其有能力改装宙斯盾导弹防御拦截器,将其用于瓦解其自身的一枚卫星(USA-193,其燃料罐被普遍认为会威胁“公共安全”)。类似地,虽然印度正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的背景下开展反卫星研究,而没有独立的反卫星开发计划,但这个区别在军事上没有多大意义。

数十年来,人们一直在辩论反卫星武器对威慑稳定性、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的潜在负面作用。关于此类问题的担忧,并不是发明出来针对中国、用于宣告其太空计划不合法的。实际上,这些问题构成了一种军备控制逻辑的核心部分,催生了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还催生了一种约束反卫星武器的心照不宣的体制,这种体制的一部分一直持续到今天。1950年代末,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让苏联和美国都拥有了潜在的反卫星能力。到了1960年代末,苏联试验了一种初级、非核的反卫星武器。但是,莫斯科和华盛顿均未穷尽其所能地快速开展专门的反卫星计划。两国也均未进行反卫星攻击。双方有着相同的判断:在一场危机中,无论射下对手的卫星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短期优势,都不值得去冒使冲突升级的风险。

当然,这些年来,美国的反卫星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卡特政府试图以法律形式限制开发和使用反卫星武器,但谈判以失败告终。这种方法遭到了里根政府的拒绝——那届政府认为苏联不可预测、缺乏透明度和约束,其态度比起如今美国最鹰派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对待中国的态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里根政府,小布什政府投入反卫星武器的力度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其理由是防止较弱国家向美国及其盟友发起非对称攻击,而不是为了对可能发起大规模攻击的、势均力敌的军事大国起到威慑作用。

如今,美国军方在太空中仍遥遥领先于所有其他国家,但并未实施美国太空司令部在其《2020年愿景》中呼吁的完全进攻和防守控制——这种领先地位,让华盛顿能够出于自身目的而自由进入并使用太空,能够保护其全部太空资产,并且能够禁止其他国家出于敌对目的而进入太空。国际社会也并未要求美国军方在太空中“控制全球公域”,将其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提供给全世界。无论如何,其他国家也会抵制美国控制全球公域的努力,所以,完成这样一个使命将面临重重困难与风险,以及高昂的花费。

未来,美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或将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空间能力,无论是军民双用还是严格用于军事;在危机和低级别战争中,如何用这些能力来赢得或抵消优势,相关情景也将变得复杂。不信任将加剧。金钱将从其他用途上转移过来。关于太空预算、采购计划以及军事行动的保密度都将提高。广泛各类安全风险都将变得更加严峻。

战略对话能缓解事态,但前提是:各方都要承认,自身的一些外空试验、导弹防御计划,以及将太空作为全球公域加以控制的努力,正使其他国家感到极度不安全。当然,正如几十年以来的做法,可以通过正式规则、非正式互为约束以及承诺的组合,减轻不安全感。但正如吴提到的,若能以互惠互利、平等和包容的方式,加强太空秩序的依法治理,则更有可能减轻不安全感。此类努力不能狭隘地只关注一种威胁(如具有杀伤力的反卫星武器)或一种风险(如核战争)。


不必紧张
Bharath Gopalaswamy

在第二轮中,南希·加拉格尔鼓励“各方都要承认,自身的一些外空试验、导弹防御计划,以及将太空作为全球公域加以控制的努力,正使其他国家感到极度不安全。”对此,我提出质疑:对于别国的太空活动,美国有权感到多大程度的不安全?但本次圆桌讨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反卫星武器是否可能在无意中引发核交战?吴莼思和我都认为,反卫星武器不会增加核战争的风险。加拉格尔有着不同的观点。

如今,太空资产给美军提供了常规战争方面无可匹敌的非对称优势。即便如此,美国的安全管理者仍然担心,中国的太空对抗能力不断提升,将增加西太平洋中发生常规军事冲突的成本。毫无疑问,中国正发出威胁,要填补在太空中的差距。但是,现有证据表明,在一段时间内,美国将继续保持绝对领先地位——部分是因为华盛顿在其太空和地面资产之间享有冗余,而这应该足以抵消中国的太空对抗能力进展。但是,中国太空对抗能力的提升,以及美国主导地位的削弱,是否会导致中国的挑衅行为,以及不稳定性的加剧?如果是这样,中国在太空中的进展的确是一种威胁。如果不是这样,情况则有待讨论。但无论如何,吴和我都已提出,承诺不首先发动核攻击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若发展反卫星武器,其动机并不是为了实施首先攻击。

顺带提一句,在过去15年中,印度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没有多大变化,未来似乎也不会很快发生变化。也没有证据表明,印度正在研发反卫星武器。但在第二轮中,加拉格尔写道,印度“正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的背景下开展反卫星研究。”她并没有摆出证据支持这一论断。诚然,反卫星武器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基础技术之间有共通之处。但是,除了前任团结进步联盟政府中的一些官员的几份声明以外,没有证据表明印度正在试图研发反卫星武器。恰恰相反,印度的政策管理者似乎十分清楚硬杀伤武器在太空中的危害。

最后,我、吴和加拉格尔都有着共同的愿望,希望开展太空议题的战略对话,解决所有各方的关切,防止潜在的误解。但是,和吴一样,我要强调的是,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欢迎对话的前提是,对话的规则和框架必须公平。尤其,只有太空对话真实反映了印度的安全关切,印度的政策管理者才有可能参与此类对话——而且只有在不阻碍印度在技术上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前提下,印度才可能愿意接受限制其太空选项的措施。


新形势,新途径
Wu Chunsi

在第二轮讨论中,南希·加拉格尔深入冷战历史,讨论了美苏关于反卫星武器的互动,以及当时盛行的军备控制逻辑。加拉格尔强烈暗示:当前应该采取类似当时的军备控制措施——各国应该给自身开发(当然还有使用)反卫星能力的兴趣降降温,转而走华盛顿和莫斯科几十年前走过的那条道路。

在国际军备控制和裁军努力停滞多年的情况下,不难理解为什么加拉格尔以及其他人对重振此类努力会有紧迫感。大体上,我也支持维护战略稳定,支持推动军备控制——但与此同时,有必要指出的是,如今美国与太空后来者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长久之前美苏之间的关系。

第一,正如巴拉斯·哥帕拉斯瓦密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讨论的,如今的美国在外空享有巨大的力量不对称。这种非对称性使军备控制判断复杂化。美国由于其至高地位,可能无心限制自身在太空中的行动。太空的后来者由于其相对的弱势,对于保护其进一步开发的权利可能尤为警惕。所以,力量的不对称使各国立场分化,使调解变得困难。

第二,许多太空后来者,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与美国有着很大的文化差异。美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分歧明显,但却有着相当大的文化相似度——例如,两国人民通常习惯用非常直截了当的话语表达自己的偏好。而在亚洲国家,这样的情况则不多见。所以,美国有时只能对中国的真实意图加以猜测,假定会发生最糟糕的情况,并做出错误结论。有一种情景可以充分体现这种动态关系:中国对美国的提议报以沉默。沉默可能意味着,虽然中国不同意该提议,但仍然希望保留合作的可能性(同时避免公开反对)。但是,美国可能不假思索地将中国的沉默简单理解为不愿意合作——而这与中国的意图恰恰相反。设计军备控制安排时,必须留心此类文化问题。简单地跟随美苏约定的模式,大概不会取得理想结果。

第三,外空的图景在数十年间发生了巨变。太空已经变得更加拥挤。如今,已有更多国家拥有开展太空活动的技术资源,新的参与者掌握反卫星能力似乎不可避免。在这种业已变化的现实背景下,美国和苏联曾经订下的双边安排可能已不再合适。更好的方法是制订多边协议,或者通过国际机构进行合作。

中国理解为什么国际社会中有些人呼吁对反卫星武器和其他外空问题重新开启军备控制进程。而且大体上,中国也支持外空的军备控制。但正如俗话所说,魔鬼藏在细节里。真正的问题不是单个国家是否支持军备控制努力、是否希望获得战略稳定——而是这些目标如何实现,遵循哪些原则,想要达成哪些优先事项。随着太空形势的变化,各国军备控制约定的性质也必须改变。但是,如果主要参与者未能对太空新现实达成一种清晰、共同的理解,将难以建立建设性对话。


太空军备控制的逻辑
Nancy Gallagher

吴莼思在第三轮中称,关于军备控制的提议应该符合当前安全形势,而基于冷战逻辑的理念放在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对于既具有合理用途、又可能造成潜在威胁的空间技术,在开发、试验和使用此类技术时,各国认为可能带来哪些风险和机遇,又如何确定合作形式加以应对,应该是战略对话的一个重要目的——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但这样的讨论是否必须重起炉灶?冷战时期军备控制背后的形势和担忧,对于今天的现实意义比多数人料想得更大,因而可以纳入21世纪的太空军备控制逻辑。

吴将冷战时期军备控制背后的形势归纳得过于简单:两个势均力敌的大国,能够畅通无阻地交流,互相拥有关于对方偏好的准确信息,因而达成了双边协定。但许多谈判——包括《外层空间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都是多边的。不信任、缺乏交流、秘密和外交谨慎,使超级大国不断互相猜测对方的意图。在苏联取得与美国核“平等”之后很久,政策制定者仍在辩论两国当前或未来能力之间真实或想象的不对称的重要性。

同样的风险。与此同时,为了支持反卫星武器不会增加核战争风险、不需要反卫星军备控制的论点,巴拉斯·哥帕拉斯瓦密在第二轮中分析了一种安全情景,听起来很像是军备控制反对者在1970年代用过的一种情景的翻版。当时,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将苏联描绘成越来越强大、具有侵略性,若有任何机会可避免毁灭性报复,就很可能首先发起核攻击的一个国家。在哥帕拉斯瓦密的情景中,中国取代了苏联的位置。虽然哥帕拉斯瓦密最后称,并不必对中国越来越强的太空对抗能力感到紧张,但他忘了一点:不论有没有反卫星武器,也不论是否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今天中国的领导人和当年苏联领导人一样,不会认为对美国或其盟友发起蓄意核攻击是理性之举。

实际上,当今关于太空和战略稳定性的主要关切,不外乎《外层空间条约》曾试图应对的那个风险:当战争似乎即将到来,如果各方有能力将武器放入太空,或摧毁用于预警、侦察或通讯的卫星,则对太空资产展开先发制人攻击的激励因素就会增加。在冲突一开始就使用反卫星武器,可能导致一场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战争,同时降低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资产的有效性,而这些资产是有技巧地管理危机、控制冲突升级和结束战争所必须的。

相互让步。吴和哥帕拉斯瓦密都强调:太空安全规则必须对后来者公平。事实上,《外层空间条约》和相关太空安全协议的制定,并非只是为了提高双边战略稳定性,同意也明确旨在帮助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将太空用于广泛各类和平目的,而不必受到歧视,或无意中干涉到其他人对太空的使用。

显然,关于各国认为太空中存在哪些威胁和机遇、有哪些平等和互惠互利的合作安排,有必要进行深入讨论。例如,哥帕拉斯瓦密写道:“印度的政策管理者似乎十分清楚硬杀伤武器在太空中的危害”——他指的是否只是因试验(或使用)专用于硬杀伤的反卫星武器而产生的碎片?他是否也意识到了,开发可改装用于反卫星目的的导弹防御部件,同样具有危险性?与此同时,中国专家常称,降低核风险的方法应是让核武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但是,为了换取美国明确表态其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对核攻击起到威慑作用,北京又如何应对华盛顿对中国使用反卫星武器的担忧呢?

此类讨论应在一些重要方面区别于促成《外层空间条约》的谈判。正如该条约制定者所料,技术已经取得进展,出于各种目的利用太空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数量已经上升。太空合作的目标也应随之拓宽,应不仅关注提升威慑稳定性,而更应关注预防新挑战,如太空碎片和全球变暖问题的加剧。与其使用稻草人论证,拒绝承认先前军备控制理论和实践的现实意义,不如将新旧观点结合起来,找到最适合今天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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