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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第二炮兵的预警发射能力建设  

2015-05-30 00:30:26|  分类: 战略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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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6日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第四部分“军事力量建设发展”中,有一段关于核力量的叙述:

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核力量始终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建设完善核力量体系,提高战略预警、指挥控制、导弹突防、快速反应和生存防护能力,慑止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其中特别强调提高“战略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这使人联想到是否与“预警发射”有关。所谓“预警发射”(launch-on-warning),是指接到敌方发动核袭击的警报后,抢在敌核弹头爆炸前立即发射已方的核导弹进行回击。

两个月前,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中国项目主管、高级分析师顾克冈(Gregory Kulacki) 注意到,在军事科学院编写的《战略学(2013年版)》中,有一段符合“预警发射”定义的叙述:

严密防护,确保生存。使核力量在遭敌核袭击条件下生存下来,是实施报复性核反击的基本前提。防卫作战是核反击作战的关键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敌方对我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时,我核力量是其打击的首选目标。战时,要充分掌握敌情特别是敌核力量动态,及时准确发放预警信息,指挥核力量做好相应的防护准备。实施多阵地、多点位作战核机动作战,尽可能防止敌人准确掌握我发射位置。条件具备且必要时,可在确实判明敌已对我发射核导弹的情况下,在敌核弹头尚未飞抵目标有效爆炸,未对我造成实际核毁伤前,快速发射核导弹反击。这样既符合我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一贯政策,也能有效避免我核力量遭受更大损失,提高核导弹力量的生存反击能力。(《战略学(2013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 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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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克冈在《China’s Nuclear Forces Feeling U.S. Pressure》一文中评论道:中国的战略家们日益担心自己有限的核力量在拥有大量核弹头的对手的首轮核打击中遭受损失,这种焦虑导致了必要时采取预警发射的计划。但是解放军并没有说明如何“确实判明敌已对我发射核导弹”,尽管这暗示解放军有意发展新型早期预警能力;此外也没有讨论与预警发射决策相关的战略挑战,尤其是事故发射或错误发射的风险,而这可由虚警、技术问题、预警系统损坏甚至错误判断所导致。

“预警发射”的提法并不是在《战略学(2013年版)》中首次出现。2011年3月31日中新社的报道《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军事理论成果不断向高层次迈进》中提到:“近年来,该院……承担了二炮发展战略9个专题深化研究和军备控制跟踪研究任务,积极开展了空间攻防、预警反击等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1996年出版的《第二炮兵战略学》中也提到:“由于我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敌来袭导弹未爆之前,难以判明是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的条件下,第二炮兵战略核反击时机,在时间上必然是在敌人首次对我使用核武器之后。当然,如能确实判明飞行中的来袭导弹载有核弹头,则在核爆之前,即可及时予以反击。”(第162页)

这些都说明“预警发射”或“预警反击”的想法,我军最迟在1996年就已提出,并在近年来得到了深化研究。

*   *   *

冷战时期的苏联曾公开宣布“预警发射”的政策。比如苏联战略火箭部队总司令克雷洛夫元帅在1967年11月写道:“必须强调的是,目前在苏联武装部队随时处于战备状悉的情况下,任何发动核战争的侵略者都必须受到惩戒,等待着他的是无法逃避的惩罚。苏联军队的装备中有随时待命出击的运载火箭和导弹,同时又有用于探测敌导弹发射器的各种系统及其他功能的侦察手段。侵略者将再也不能抢在遭受侵略的国家在其领土上把导弹发射出去之前就出其不意地摧毁这些导弹。这些导弹将来得及在侵略者的来袭导弹正在飞行时就发射出去,对敌人进行报复性打击。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如果一部分导弹未能抢在侵略者的导弹到达之前发射出去,由于保护发射装置免遭核爆炸破坏的水平很高,这些导弹将保存下来并能执行赋予它们的战斗使命。”(引自 劳伦斯·弗里德曼 著,《核战略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13-314页)

美国虽然没有公开宣布“预警发射”的政策,但一般认为美国人实际上有能力这样做,而且可能也确实有此计划:“美国无疑有能力在得到苏联已发射其洲际弹道导弹的警报后立即发射它自己的洲际导弹。正如前文所述,强有力的迹象表明,苏联的政策规划者们认为,如果苏联得到美国已向它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警报,他们是会立即发射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在美国人们都主张不要完全信赖警报系统,在苏联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20分钟内就匆忙决定进行报复性打击,而主张美国‘挺过’苏联的袭击,以便正确判断苏联的进攻到达何种程度、具有何种重要性,据此再决定作出何种反应。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明确排除一旦得到警报即行发射洲际导弹的可能性,并且随着美国政府对自己导弹的脆弱性日益感到焦虑,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越来越暖昧。”(同上书,第461页)

美苏都拥有大量核弹头,而且有多种部署方式(尤其是高生存力的潜射弹道导弹),双方要想在第一次核打击中完全消灭对方的核武库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当时认为预警发射有利于实现“相互确保摧毁”。然而,正如顾克冈和劳伦斯·弗里德曼所评述的,如何避免被虚警误导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挑战。作为冷战时的一次著名事件,1983年9月26日苏联Oko预警卫星就曾出现严重的虚警,幸亏值班军官Stanislav Petrov判断正确,才没有引起灾难。 (BBC:The man who may have saved the world

*   *   *

根据我国两位核专家的说法,中国目前的核武器戒备水平是较低的:
伍钧(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的核武器预警状态不同于美俄,他们都有上千枚核武器处于非常高的预警状态,或称为“一触即发”状态,这非常容易造成误发等非常严重的事故,产生极大的不安全。中国的核武器平时不瞄准任何国家;在国家受到核威胁时,提升戒备状态,做好核反击准备。
滕建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按照部署,我们是“两弹”分开的,这在核武器国家里面来讲,属于比较低的战备等级。西方国家的“两弹”是在一起的,可随时发射。但我们的模式是最经济的,而且安全可靠,是“精干有效”的路径,体现了我们防御性战略的优越性和中国的智慧。
(《核,来到中国50年》,《世界知识》2014年第20期)

这与美国核专家的说法一致,即中国的核武器都处于解除警戒状态,液体洲际导弹没有加注燃料,弹头和弹体分开放置(FAS和NRDC于2006年11月发表的报告《Chinese Nuclear Forces and U.S. Nuclear War Planning》)。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军备控制研究室主任孙向丽对此评论:“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相对于美苏‘一触即发’的高预警状态,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维持比较低的核力量戒备水平。有人认为这主要是预警等技术能力方面的限制。但从决策者一贯坚持的一些原则上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当时决策者并没有在这方面刻意追求,毕竟提高一些戒备水平在技术上并非做不到。……中国领导人认为,核威慑作用的发挥并不取决于立即、准确的还击能力,而在于核报复打击能力;核报复时间的不确定性不影响核武器的威慑作用。这种思想在核力量发展运用上体现为不追求高度紧张的预警戒备水平。确保报复打击能力同时不寻求高度紧张的戒备状态,是一种有利于战略稳定性的高度安全的部署原则。”(《核战略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3~34页)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李彬教授也曾指出:“从单纯的威慑角度来看,提高核武器的戒备状态是有好处的。处于高戒备状态下的核武器可以尽快地发射出去。在对手发起先发制人核打击后,尽早将自己的报复核武器发射出去,可以减少它们被摧毁的机会,从而增大报复打击的规模。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而将核武器置于‘基于预警的发射(launch on warning) 状态。其含义是:一旦探测到对方来袭的核武器马上就进行核报复打击。中国的核武器发射策略明显不同于美、俄。中国是在对手发动核进攻几天之后进行核反击。中国没有全面的战略预警系统,这固然使得中国无法采用基于预警的发射策略。但是,这并不必然要求中国将报复打击后延那么多天。从反核威压战略角度来看,中国拥有核报复能力是重要的,因为这可以使得其他国家的核威压变得不可信;至于核报复打击早一点还是晚一点并不那么重要。中国采取后延核反击的发射策略并不是因为技术能力的限制,而是一种基于基本核战略思想而专门建立的核力量运行战略的一部分。这有两个证据:第一,在战场上实行弹头与火箭之间的对接本身需要克服技术困难,并且需要部队进行针对性训练。这种实践可能是中国根据自己的核战略思想所发展起来的独特的运行技术。第二,毛泽东曾经明确论述过应该后延核反击。”(《中国核战略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

2001年一篇宣传文章明确提到二炮部队的核反击时间是在遭受敌核打击几天后:
中国政府从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向世界庄严宣告: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为了这一承诺,他们练就了一套“后发制人”的硬功。
南国初冬,群山环抱的某作战阵地,我战略导弹部队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演习。这天,寂静的山谷骤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随着“红军”作战人员的紧急撤离,敌人数枚导弹霹雳闪电般在我导弹阵地周围方圆数百公里区域炸响。瞬间,山崩地裂,飓风掠空。强烈的核辐射、冲击波、核污染,使整个遭袭地带变成了“死亡地带”。
面对突如其来的“核袭击”,“红军”作战部队官兵迅速隐蔽进安全的“地宫”里。不到10分钟,红军数十辆“铁骑”火速开进“遭核打击区”,进行紧急的核污染监测、洗消、战地救护和抢修受损装备。在全封闭的“地宫”里生存了数天之后,“红军”战略导弹部队开始实施“核反击”。一枚枚导弹冲天而起,群山尚在震颤,目标区已开始痉挛……
(《锻造新中国和平之盾 战略导弹部队崛起纪实》,2001年7月1日《中国青年报》)

考虑到当时DF-31尚未形成作战能力,文中所说的“地宫”无疑指的是DF-5的地下发射阵地。但是如果这些阵地在敌人的首次核打击中就被摧毁,核反击也就无从谈起了。1999年时美国一些专家认为,由于中国的ICBM未被设置于高度的备战状态,核弹头与火箭发射装置分开放置,而火箭发射装置又未加注燃料,因此中国的ICBM的生存能力是有问题的,“在面对美国的先发制人打击时,中国报复能力的可信性更多是心理意义上而非实际意义上的”。(《国际战略与国家安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

*   *   *

技术进步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促使我国考虑改变核武器的运用政策,“预警发射”便是可能的选项之一。

孙向丽:可以说,我们的核战略原则经过半个世纪基本没变。在国家安全定位上、在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上以及主要的发展原则等基本上都没变,但这并不是说具体的规划运行安排、运用政策等一成不变。因为外部环境在变,技术情况在变,核武器、核材料的安全可靠性在变,比如随着时间的推移,核弹头有个老化问题。总起说来,基本上存在三个挑战,在这些挑战下,有些东西要调整。
第一个挑战是他国精确定位、跟踪、打击能力强。核武器很多都是隐蔽部署,人家探测、跟踪的能力强了,如果对我们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精准打击后,我们就剩下一点点了,那么我们第二次打击的可靠性就会降低很多,威慑的有效性也就减少了。
(《核,来到中国50年》,《世界知识》2014年第20期)

我国提出“预警发射”的背景与美苏不同,中国并不追求与美国的相互确保摧毁,只想确保对美国的报复打击能力,实现“核相互脆弱”。据国外估计,我国的核弹头数量约250枚(FASSIPRI的数据),其中能打到美国的洲际导弹只有不到50~60枚(美国国防部《2015年中国军力报告》)。这些洲际导弹一部分部署在地井中(约20枚DF-5系列),一部分陆基机动部署(20~30枚DF-31系列),还有一些潜射弹道导弹正在部署中。三者中被认为生存能力最低的是地井中的DF-5系列,但同时这些导弹也是射程最远和弹头威力最大的。DF-31系列虽然可以通过公路机动,但在敌潜射导弹大量核弹头的弹幕式打击下(比如一艘美Ohio级核潜艇一次齐射最多可投掷336枚核弹头),可能将遭受严重打击。(李彬,Tracking Chinese Strategic Mobile Missiles)而海基核力量受限于094型核潜艇的高噪音水平,战时的生存能力也存疑。(吴日强,Survivability of China’s Sea-Based Nuclear Forces

因此,提高核武器的战时生存能力,是保证中国核力量威慑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核导弹武器系统的生存能力,取决于以下因素:(1) 敌红外、电子、雷达、可见光照相卫星的侦察能力;(2) 战略武器作战系统的反侦察能力,即隐蔽、伪装等能力;(3) 战略武器及配套装备(车辆等) 的机动能力;(4) 我方阵地对敌来袭导弹的拦截能力;(5) 工程建筑结构的工程防护能力;(6) 战略武器发射后弹头主动段、自由段、再入段全弹道的突防能力;(7) 战略武器自身的抗核加固程度;(8) 战略武器的预警发射能力;(9) 敌来袭武器的毁伤能力。(金伟新,《战略武器作战系统生存对策模型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4年第7期)

公路机动的导弹应设法提高机动能力,由半挂拖车改为全轮驱动的越野底盘(类似于俄罗斯的“白杨-M”和Yars);海基核力量应大幅度降低导弹核潜艇的噪音水平,提高其隐蔽航渡和安静巡逻的能力;而最可能实现也最需要预警发射的,要属地井部署的导弹。除了地下发射井要提高伪装、抗毁伤能力外,液体弹道导弹要想实现预警发射,必须具备快速反应能力。考虑到敌有可能从西太平洋海域用潜射导弹对我打击,导弹飞行时间仅15~20分钟,除去预警发现、识别判断和指令下达的时间,导弹从接到发射命令到发射出去最多不超过几分钟。这就要求导弹必须保持很高的戒备水平,包括在地井中加注贮存、弹头安装导弹上,且导弹控制系统保持预热待命状态。苏联的液体洲际导弹SS-18和SS-19就做到了这些,而我国的DF-5系列以前是没有这些能力的,这有战略和技术两方面的原因。

根据公开报道,中国已开始着手将DF-5改进为SS-18和SS-19那样可常备值班、随时待发的液体洲际导弹。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原党委副书记李光亚透露:“第一代战略洲际导弹发射准备时间长,由于液体的推进剂,只有打仗的时候开始往里加注,从开始加注到加注完成至少需要8个小时,真正打起仗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准备。我们现在正改进第一代,我想办法让它成为常备的战略值班。这个技术我们将取得突破。”(2013年的报告《中国航天发展与航天精神》)不过,具备“预警发射”能力并不意味平时执行预警发射政策,更可能的是作为危机来临时提高戒备水平的一种手段。

作为“预警发射”的前提,战略预警能力的建设也是迫在眉睫。参考美国和俄罗斯的做法,导弹预警系统应包括:红外导弹预警卫星、地基相控阵远程预警雷达和跟踪识别雷达、天波超视距预警雷达、指挥控制和作战管理系统等。导弹预警系统应与战略反导系统和战略核武器系统密切协同、攻防兼顾,以实现我核反击力量的“确保生存”、“有效报复”。

最后笔者要指出的是,尽管我国“预警发射”能力的发展是出于纯粹防御目的,但客观上改变了过去我国核武器低戒备水平的状态(如弹头和弹体平时分开部署、核反击时间延后几天等),这在国际核裁军领域将面临一定的压力,对国际核战略稳定性的影响也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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