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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缨在手 敢缚苍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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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金麟口述实录  

2016-01-17 16:25:46|  分类: 大家风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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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生离不开核潜艇”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金麟口述实录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金麟口述实录 - kktt - 长缨在手  敢缚苍龙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我出生在河北唐山东部沿海的一个农村里。农村的孩子不像大城市的孩子,能从小因受到父母的影响和启发而成长很快。中学的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考上大学。那个时候在农村,每天见到的除了打渔的小木船就是拖拉机,所以我就想考一个跟拖拉机有关的专业,希望自己大学毕业以后可以分配到拖拉机厂,为我们农村生产队多生产一些拖拉机。高中毕业考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是长春拖拉机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没想到,我却被第二志愿哈工大的动力系录取了。
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后,受学校的氛围及苏联专家们的影响,我开始渐渐有了抱负,就是要为建设我们的国家服务。但具体做什么职业,还是很模糊。记得有一次假期回家,我坐着火车沿途经过长春、沈阳一直到唐山,整个路上都能看到大烟囱、发电厂,当时就很兴奋,觉得或许这就是自己将来要做的事情。
1960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海军招收毕业生的一位领导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要我去最艰苦的地方。具体去哪里,干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原本就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所以对去最艰苦的地方并不像有些同学那样心理抵触,而是很自然地接受了。
毕业后,我按要求从哈尔滨去大连第一海校报到。那里集中了300多个当年的毕业生,统一进行军事训练,三个月后进行再分配。但到了再分配的时候,别的同学都到全国各地报到了,我和其他4个人却迟迟没有得到报到通知。正在我焦虑的时候,领导又跟我们说:“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最后,由一名海军少尉将我们领到北京,入住北京西苑旅社,在那里呆了一个月才被分配到海军大院的造船技术研究室,开始了一生与核潜艇的缘分。

为核潜艇研制“白头”

我的家乡靠近海边,船很多。我从小就对海和船有感情,所以当听说要我从事有关核潜艇的研究工作时,我内心不仅高兴,而且有了一份荣誉感。从1961年开始到1966年,我一直在北京工作。因为工作需要,我分别在四个地方做过研究,一个是海军大院,一个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一个是铁道干校,还有一个是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那几年大家集中力量搞反应堆。我的任务是研究反应堆一回路里的稳压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人研究稳压器,我也不知道稳压器是什么,于是我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看资料上。1962年,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学习美国航母的资料,从理论上进行推演,研究稳压器在运行过程中的原理、作用及功能。通过一年多的学习,我把这些都研究清楚了,并写出一本完整的资料——《加压器的原理与计算》。在北京生活的6年里,我并没有像当初毕业时领导说的那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但在原子能院做研究时,条件也是很艰苦的。那时没有吃的,我们从坨里的老乡手里买了地瓜苗,自己种地瓜吃。
到了1966年,中央下发1号通令,要求我们研究的实验台架都要搬到四川去建,于是我就去了四川。这一次是真正去了最艰苦的地方。我是一个比较简单、比较随意的人,领导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听从组织的安排,自己没有太多的想法。由于我在北京研究稳压器时对一回路系统有所了解,到四川后,组织安排我带领十几个人一起组建一回路系统实验室。1969年实验室建好后,我对一回路是怎么组成、如何运行、关键技术在那里,都了如指掌了。但这个时候,潜艇工程在安装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困难。在一次讨论会上,军管会的主任说:“让一回路实验室那个白头发的过来处理。”我那个时候头发已经白了。军管会的领导就找到我们室主任,要求调我去参与该工程。我当时并不愿意过去,因为我在一回路实验室日夜值班三个月,虽然已将一回路实验室单项设备都弄好了,却还需要有一个长期运行稳定的考核阶段,我更愿意留在实验室,但最后还是听从了组织的安排。
1972年,由于体制改革,从四川调300人到武汉,我又被调到武汉。到了武汉后,没有具体任务,当时上海在搞七二八核电站工程,彭士禄就带着我们十几个人去了上海。1975年,我们完成了30万千瓦核电站的初步方案。1983年中,黄旭华给我来了一封信,信里说他希望我能去协助他的工作。当时工程很重要,我就选择回到武汉工作。回到研究所后,我主抓所里的管理和发展工作。上世纪80年代,研究所正面临着“军转民”的形势,拨款也面临困难。如何保障全体职工的工作任务和工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于是,我就带领大家在确保重点任务的同时走市场化道路,在单位沿街建宾馆和商店等。这些作为所里创收的手段,效果很好。1992年,我开始担任所长,一直到我60岁,转为总设计师。
现在回想起来,从1960年我大学毕业与核潜艇结缘,第一代核潜艇让我很激动的事情有两件。一次是1970年8月30日,反应堆达到满功率的实验。那次实验让我很激动,从调试、安装、实验,一直到满功率,我都参加了,而且许多工作都是由我主持的。当时的心情不仅愉悦还很自豪。另一件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做水下全航满功率实验,我在艇上亲自指挥。随后的研制中,也有两件让我很激动的事情。一件是首艇交付海军,一件是导弹艇交付。

彭士禄与赵仁恺对我的影响

从1961年见到彭士禄,一直到现在,我都受他很深的影响。受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不争任何名利,只干活。他胆子大,敢拍板,也勇于担当。但工作他却很细致,经常拿着计算尺亲自帮大家做计算。我们两个人的家都在北京化工学院,经常一起坐电车从核二院回家。回家路上,彭士禄常问我:“我今天拍的板,你觉得哪里拍错了?”现在看来,彭士禄大胆拍下的很多板,都是正确的。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老师。
彭士禄对我国核潜艇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但其实,他对我国核电发展的贡献同样很大。我随彭士禄去上海参加“728工程”研讨会时,正在研究将熔盐堆作为核电机型,可是我们几个人越研究越觉得熔盐堆技术不如压水堆成熟。彭士禄胆子大,有一次开会,上海三办的领导(相当于今天科技局的局长)在场,彭士禄就跟这位局长提出熔盐堆不适合我们国家的国情,要求改为压水堆。当时我们几个人在下面都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想那位局长定下来的方针和政策,我们怎么能反驳呢?没想到,隔了两天后,这位局长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决定将熔盐堆改为压水堆。
1983年,彭士禄到水电部当领导。当时我国要在广东发展核电,彭士禄又带着我们十个人去了广东参加核电建设。最初的任务是选址,一开始大亚湾核电站的厂址并不是大亚湾,而是选在大鹏湾。彭士禄带着我们去考察,觉得那个地理位置不适合搞核电站。于是,我们就接着往里走。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爬到海边的一座小山上,坐在那里吃午饭。那个时候中饭很简单,一个人一个面包、一瓶汽水。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天。山头下面是海湾,跟香港还有一座山隔着。我们觉得大亚湾这个地方很适合建核电站,后来经过研究就选择了这片地方作为厂址。
另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是赵仁恺。
核潜艇研制的关键时刻,核燃料已经装在一个吊篮里了,篮子被放在厂房内的平台上,准备往反应堆里装。这个时候,厂房顶部一支冷却水管坏了,不断喷水。如果水喷到装有核燃料元件的吊篮里,后果不堪设想。这个时候,只见年已50岁的赵仁恺飞快地往脚手架上爬。他当时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心里只有核燃料。他爬到厂房最高处的吊车轨道上,将那个管子修好,及时排除了险情。那惊险的一幕,让我非常感动,也让我铭记终生。作为我们的领导,在危难时刻,自己冲在前面。这种态度,影响了我一生。

对潜艇的感情言语难表

我国核潜艇从无到有,再到后续发展,这一步一步的发展与技术突破中,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然而作为小小的一分子,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在起步阶段,我们搞核潜艇这样的尖端技术与我们国家当时的工业水平与管理制度不匹配。但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畏惧、不退缩。我觉得我们能克服那么多困难,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坚持“两个论”——“矛盾论”与“实践论”解决的。每次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讨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是大家争论要不要搞陆上模式堆。大家争论不休,各自说出自己的理由。最后派我和魏书斌两人到京西宾馆找朱光亚汇报,听取意见。朱光亚很细致地一个小问题一个小问题地问,我一一作答。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了。我记得朱光亚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一个的单设备、单系统的实验都验证过了,那么整个系统装起来后,你怎样认定是行还是不行呢?”这个问题正是我们争论的问题,我回答不上来,只有老老实实地搞陆上模式堆,才能解决朱光亚提的问题了。于是,就统一了我们的争论。到了工程真正试验安装和起堆的时候,周总理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对我以后的整个科研影响都很大。这句话是:“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安全是核事业的生命线。但在当前,我觉得国内有些公众对核电事业安全的认识不是那么客观,对核电安全文化的态度没有从实际出发,而是将历史上的三次核电事故过于神秘化。事实上,核电安全从技术上是可以确保的。我国公众应该以更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核事业,而不是从想象出发。
我国核潜艇技术的发展和突破与国家安危及国际地位息息相关,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后续潜艇项目早日上马。我们现在培养起来的这支队伍在技术上比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更过硬,也更有智慧,但这代人比起我们那代人,那种对技术追根问底、踏踏实实、一丝不苟的精神却有些欠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对核潜艇的情感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最真切的感受就是离不开它。(叶娟)

《中国核工业》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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