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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朝“特殊关系”的逻辑:复杂战略平衡的产物   

2016-01-19 01:09:05|  分类: 半岛风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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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生

[摘要] 中朝特殊关系是在半岛复杂战略环境下多方因素平衡的产物,中国需要平衡地缘政治结构、政治经济利益、历史因素与现实利益等,其目的在于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这种特殊关系仅反映出中朝关系的侧重点,其中主要为政治关系。当前尽管中韩政治安全关系迅速发展、中朝关系暂时处于低谷,但影响中国进行战略平衡的因素并没改变,中国仍要维护与发展对朝政治关系。这一进程中应始终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向朝鲜传递清晰信号。

[关键词] 中朝关系;特殊关系;逻辑;战略平衡;结构分析

[收稿日期] 2015-10-15

[作者简介] 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国际关系中应该说每一对双边关系都有其特殊之处,回顾中国外交,会发现有这样一些国家,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既非盟友关系,但又显然超出一般国家间关系,中朝关系就是其中的典型。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特殊关系?国内有学者在对“准盟友”、“联合阵线”等开展研究时部分涉及这一问题,但整体来看,不仅从理论视角对这类关系研究的较少,而且已有研究也缺乏说服力。具体到中朝关系上,“弃朝”与“保朝”的争议就是再好不过的案例。本文不拟研究其称谓,根据习惯将其称为“特殊关系”,主要研究其背后逻辑,旨在探究中国发展与朝鲜“特殊关系”的动力。并尝试用“复杂战略平衡的产物”对其总结。

一、问题提出与分析路径

“特殊关系”似乎成了国际社会对中朝关系的流行界定。但围绕这种“特殊关系”如何形成,国内外均存在颇为激烈的争议,这其中典型体现在冷战后围绕“弃朝论”的争议上。在韩美两国经常能听到“中国不应站在朝鲜一边”、“中国应放弃朝鲜”等观点[1]。中国国内这种争议在冷战后有两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2002年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为2004年《战略与管理》杂志第四期发表的天津社科院王忠文研究员所撰写的名为“从新的角度密切关注朝鲜问题与东北亚局势”一文。该文开篇将朝鲜的政治状况定位为:“虽然朝鲜最近因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处于最恶劣的地步,但是(金正日总书记)为维护家族世袭统治,大规模地进行极左政治和政治迫害”。就中朝关系,论文指出:“朝鲜对中国的政治性支持和经济援助丝毫没有表示谢意。在国际问题上经常无视友好关系,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候根本不支持我们,从道义上讲我们没有责任全面支持这样的国家”。该论文还指出:“由于朝鲜毫无责任心的行动,(使中国因此)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经常碰壁。在重要时刻,很坦然地引发重大争议,将中国拉进与美国对抗的被动局面”。论文进一步强调说:“在这种手段中含有丑恶的阴谋,必须高度提高警惕”[2]。主张“弃朝”的该篇文章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战略与管理》杂志是当时一份具有高度政策导向性、有较大影响力的杂志,隶属于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由一批中共元老为核心主办的,会长是前副总理谷牧,萧克上将为名誉会长,副会长包括袁宝华、杜润生、汪道涵等国内外知名人士,有东方的《外交事务》之美誉;其二,本文作者隶属于中国官方智库研究人员。

在金正恩于2011年年底上台后,随着其在核问题上与中国分歧加剧及对华外交未展现出应有诚意,中国国内的“弃朝论”再次达到高潮。以“中国应放弃朝鲜”为标题在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能搜到65000个相关结果,足见这一话题的受关注程度。“中国早应放弃朝鲜”、“放弃朝鲜对中国更为有利”等文章随处可见。这其中尤以曾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现以自由撰稿人和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邓聿文2013年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和《瞭望中国》的文章、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洪光2014年发表于环球网的文章,以及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杨俊锋2014年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具有代表性[3]。当前这轮“弃朝论”的特点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各种媒介广泛讨论。尽管中国国内“弃朝论”观点已持续多年,但这种观点公然在相关纸媒与众多门户网站上被热烈讨论,这还是首次。其二,朝鲜作为威权性领袖体制,中国媒体一贯避免公开批评其最高领导人。但近几年随着中国自媒体迅速发展,批评、调侃金正恩的各种文章和视频不时见诸相关媒介,比如微信等。尤其考虑到以下两点,当前“弃朝论”远较十年前更具舆论与政策基础,这就使得其传播力度也远较十年前更为强劲。

第一,中韩关系迅速发展。朴槿惠是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中为数极少的一位精通汉语的国家领导人,上台后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朴槿惠也是极少一位被习近平主席亲切称为“是中国人民和我本人老朋友”的国家领导人。中韩关系可谓是处于名副其实的“蜜月期”。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7月将他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的首次单独外访给予了韩国,他也是第一位先于朝鲜而访问韩国的中国领导人。中韩关系的迅猛发展,使得像阎学通等中国著名教授甚至开始讨论新时期中国应考虑和韩国结盟。中韩关系蜜月期不免让“弃朝论”者找到了所谓现实政策依据。

第二,韩美具体政策上体现出“朝鲜崩溃论”主张。韩美两国政府虽公开表示朝鲜政权短期内崩溃可能性不大、金正恩政权已巩固,但具体政策上则时不时体现出其“朝鲜崩溃论”判断。对韩国而言,表现在朴槿惠政府的统一政策上。朴槿惠被广泛认为是继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以来最关注朝韩统一的韩国总统,典型体现在其推动成立的“统一准备委员会”和“德累斯顿构想”上。同期在韩国也频繁举办主题为“韩国统一”的国际学术会议。这就难免制造出统一即将来临的氛围。在当前朝韩实力差距悬殊和朝韩关系敌对背景下,韩国所希望的统一显然是吸收统一,背后逻辑则建立在对金正恩政权能否巩固的质疑上。对美国而言,反应在奥巴马政府所执行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这一政策实为观望政策,表明其对朝鲜能否稳定政权持怀疑态度。而所谓“朝鲜政权不稳定”是当前中国国内“弃朝论”者的主要论据之一。相比而言,十年前“弃朝论”出现时虽然美韩也有“朝鲜崩溃论”的观点,但并未反映到具体政策上。

如果中朝关系属于普通国家间关系,当然不存在所谓“弃”“保”争议,这一争议的实质在于是否应放弃中朝“特殊关系”。“弃朝论”观点的愈演愈烈反映出对中朝“特殊关系”的背后逻辑含混不清与缺乏基本共识。比如,究竟什么是“特殊关系”?中国为什么在世界的“疑惑”与“质疑”中付出巨大资源与朝鲜发展和维持这种“特殊关系”?中国放弃这种“特殊关系”真的符合美韩两国以及中国利益吗?有鉴于此,本文以中朝两国“特殊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具体时间段为介于中朝两国处于同盟关系和所谓“普通关系”这段时期。也即:从邓小平时期到2011年年底朝鲜新领导人上台这段时期。本文认为在邓小平时期之前中朝关系属于典型的同盟关系,2011年年底至今两国关系的发展及其未来方向存在较大争议,不少学者认为正走向“普通国家关系”或者应该向“普通国家关系”的方向发展。

总体上看,截至目前,国内学界有关其他国家对朝政策动因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有关中国对朝政策的理论性成果则较少。在有限成果里,有关中朝同盟关系的成果占绝大部分[4],有关两国所谓“普通关系”的研究、也即金正恩上台来的两国关系,由于其仍处于演进变化过程中,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并做出相应判断还为时尚早,而将介于两者间的这段特殊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成果不多,而且研究意义正在增大。“以史为鉴”,这种研究恰恰可以回应上述有关围绕中朝关系下一步应该如何发展的相关争议,并为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提供思路,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二、中朝“特殊关系”的历史回顾

从邓小平时代到金正日去世这一时期“中朝关系无论在军事安全、地缘政治与经济、历史文化方面,都表现为特殊关系”[5]。邓小平时代之前,中国与朝鲜属于典型的同盟关系。这一方面由于两国于1961年7月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明确保证缔约一方在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应全力进行军事及其他援助,是标准军事同盟条约。通过这一条约将朝鲜战争时期中朝两国形成的同盟关系延续了下来。另一方面,这种同盟关系在当时也受到中国领导人承认,比如1971年10月,基辛格访华时指出朝鲜问题解决有赖于朝鲜克制,周恩来则回应,“这一切都是相互的,中美双方都要利用自己对盟友的影响,防止他们采取军事行动”[6]。

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相继去世后,中国进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时期。尽管该时期《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仍生效,但两国关系已不能算是同盟关系了。其原因之一在于基于历史经验与当时国际环境变化,中国明确放弃了结盟外交原则,开始奉行不结盟外交。中国于1975年8月就正式加入不结盟运动。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在具体外交实践上更是果断放弃了当时正在执行的“一条线”“一大片”结盟外交战略,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战略。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7]。缘起于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这一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对朝关系。

该时期中朝关系为非同盟关系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韩关系的松动。尽管关于同盟的定义学界还存在分歧,但有一点普遍存在共识:所谓盟友,有明确对手。李斯卡认为,“同盟是用来对付某人或某事的,支持某人或某事只是从中引申出来的”[8]。格伦·施奈德指出“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予以明确确认”[9]。显然,缘起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朝同盟主要是为了对付韩国和美国。但70年代不仅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而且中韩关系也出现转机。随着当时大国关系变化,该时期的韩国出于地缘战略与国家利益考虑首先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中国源于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其对韩国的政策也开始松动,两国关系逐步改善。

总体上看,1979年之前,源于国际环境缓和,中韩关系出现松动迹象,但还不太明显。1972年8月10日,韩国总理金钟泌表示:“韩国愿意同北京、莫斯科建立关系”,1973年6月23日,朴正熙称在“平等互惠”原则下,韩国将不管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否存在差异,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可以发展各种经济关系,向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尽管这一时期中国仍然和朝鲜保持统一战线,但中韩关系已开始松动,但仅仅局限在有限的民间交往上。比如1974年9月韩国同中国建立了邮电通讯关系,1975年开始允许居住在中国的侨民或中国的朝鲜族群众到韩国探亲访友。中国允许居住在第三国的持有韩国护照的朝鲜侨民到中国访问,允许持有韩国护照的人来中国参加各种国际机构举行的会议等。中国也开始允许其外交使节在外交场合同韩国外交使节接触,允许驻国际机构的官员为谈判或参加国际会议去韩国。

1979年后中韩关系开始有实质性发展。从1979年起,尽管数量有限,但中韩已通过中国香港地区、日本和新加坡等地开始间接地进行贸易活动。据韩国统计,“1979年,中韩两国进出口额为1900万美元,1980年突破了1.83亿美元大关,1984年激增到4.42亿美元”[10]。中国在处理当时中韩两国间关系的相关问题上也展现积极姿态。1983年5月,一架中国民航客机被劫持到韩国春川附近军用机场,中国派出了33人代表团赴韩国谈判,成功解决了劫机事件,实现了“自1949年在中国大陆建立共产党政权以来,中韩两国政府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11]。1988年首尔获得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后,朝鲜一直呼吁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抵制此次奥运会,中国还是派出了强大阵容参赛。此后,中国支持南北双方于1991年9月同时加入了联合国,从外交上正式承认韩国的客观存在。1992年8月,中韩签署建交公报。

尽管该时期中朝关系已非同盟关系,但两国关系在这期间的紧密程度远非一般国家间关系所能比拟的,“相对于两国各自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言,中朝关系仍然具有某种特殊性”[12],两国首脑的频繁互访最具代表性。金日成是邓小平会见最多和陪同在中国参观最多的外国客人。1982年4月,邓小平访问朝鲜,这是其最后一次出国。1989年11月,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等到北京站迎接来访的金日成主席,这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去车站迎接的客人。

中朝领导人会晤(1979~2011)
1981年4月    金日成同志访问中国
1982年4月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以及邓小平同志共同访问朝鲜
1982年9月    金日成同志访问中国
1983年6月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1989年11月    金日成同志访问中国
1990年3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朝鲜
1991年10月    金日成同志访问中国
1999年6月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问中国
2000年3月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驻朝使馆
2000年5月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2001年1月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2001年9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朝鲜
2003年10月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访问朝鲜
2004年4月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2004年10月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问中国
2005年3月    朝鲜内阁总理朴凤柱访问中国
2005年10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访问朝鲜
2006年1月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2007年3月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驻朝使馆
2008年3月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驻朝使馆
2008年6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朝鲜
2009年3月    朝鲜内阁总理金英日访问中国
2009年10月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朝鲜
2010年5月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2010年8月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2011年5月    金正日同志访问中国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进入新世纪,尽管中韩关系迅速发展,但中朝两国的“特殊关系”继续得到延续。2000年5月和2001年1月金正日同志两次秘密访华、2001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朝,双方共同确认了“继承传统”的方针。2010~2011年,金正日同志拖着病重的身体连续三次访华,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同志于2010年8月在金正日访华时还专程到吉林省长春市与其会见,这是其他国家领导人所不能享受的“殊荣”。2011年12月,金正日逝世后,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等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均赴朝鲜驻华使馆吊唁,这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也极为罕见。

金正日2011年12月去世后、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恩上台,尽管中国第一时间承认并支持其接班人地位,并与此同时与美国积极协调,促使美国政府支持金正恩政权,为金正恩在政权继承上提供了有力外部支持。但中朝两国的战略分歧开始浮出水面,这突出表现在有关朝鲜拥核问题的立场上,中国外交部也开始公开称两国关系为普通的国家关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13年3月8日举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对此清晰的做出了说明,“中国和朝鲜是正常的国家关系”[13]。再加上截至2015年10月,相比于中韩两国已经举行7次的首脑会晤,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仍然没有得以举行首脑会晤,两国的“特殊性”无疑正在“褪色”,围绕“中朝关系应该向何处去”也因此成为一个极富争议且迫切需要回答的政策与学术议题。

三、复杂战略平衡的产物

究竟是什么促成了中朝的“特殊关系”?从逻辑上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关键地区大国而言,在朝鲜半岛上面临的外交环境极为复杂,对朝外交应该是一个从战略高度进行多方平衡的产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2015年10月9日访问平壤在会见金正恩时也指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中朝关系发展”[14]。本文所谓的“复杂战略平衡”也意指中国对朝外交与战略是在复杂的战略环境背景下平衡各方利益所做出的最优化选择,这典型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中国需要维护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结构的相对平衡。20世纪80年代随着“汉江奇迹”,韩国经济实现了迅速发展,在朝韩实力对比上朝鲜开始处于明显劣势。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格局发展更加向着严重不利于朝鲜的方向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朝鲜是冷战结束的唯一“受害者”,原东方阵营内国家纷纷与韩国建交,承认韩国地位,而朝鲜却没能实现与西方阵营内主要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几乎一夜之间,朝鲜在国际上“被孤立”了。尽管这一时期俄罗斯也与朝鲜保持了正常国家关系,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顾不暇,在帮助朝鲜上力不从心。这种情况下,中国客观上不得不通过构建与朝鲜的“特殊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来弥补半岛的严重结构失衡。这“有利于朝鲜半岛的稳定,符合中朝两国的利益,也符合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12]。

正因为如此,1992年中韩建交后,中朝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但中朝两国的军事代表团并未因此停止交流[15]。中国也不愿轻易地对朝鲜施加压力,特别是不愿动辄以中断或减少物资供应对朝施压,因为这样只会使半岛的不平衡结构进一步失衡。同时,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涉及朝鲜半岛事务的相关决议上也不愿动辄对朝鲜行使制裁,也是担心半岛结构失衡加剧。

2008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身患重病后,中国更加担心半岛地缘结构进一步失衡,因此更是精心维护与朝鲜的“特殊关系”,以至于这一时期中朝两国“特殊关系”进入一个“蜜月期”。2009年5月,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6月中国投票支持了联合国第1874号对朝制裁决议,而在10月温家宝总理则访问朝鲜。2010年11月延坪岛炮击事件后,虽然中国朝鲜半岛问题特别代表武大伟表示“朝鲜炮击韩国,非常令人遗憾”,中国却投票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谴责朝鲜炮击韩国岛屿的决议。中国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中国精心维护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结构相对平衡的努力。

其次,中国需要维护在朝鲜半岛上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平衡。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外交战略也要服务于这一大局,由偏重意识形态转向了偏向务实的国家利益方面。作为同为儒家文化圈以及地缘上的相近性、经过80年代“汉江奇迹”后在经济发展上实现了巨大成功的韩国,开始逐渐成为中国加强经济合作的对象。因此,经济利益在中国朝鲜半岛政策上的权重开始增大。自2003年,中国成为韩国海外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截至2014年年底,韩国已连续13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韩国对于中国实现经济利益的重要性。

但与此同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与韩国政治制度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在邓小平时代尽管与美国和日本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但当时中国的外交安全压力依然较大。当时中美间建立的针对苏联的同盟关系是基于对付共同的对手,而非基于两者友谊,美国并未放弃其一贯的反社会主义立场。而且当时中国虽然通过战略调整构建了与苏联和美国的大三角关系,但中国实力还相当弱,战略伸缩空间是三者中最小的。因此进入80年代后,中国不得不继续重视自己传统盟国中的那些仍具备“特殊关系”的中小国家,朝鲜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不仅由于朝鲜也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具备相近性,而且中朝关系是由抗美援朝的“血盟”历史造就的,发展两国“特殊关系”具有基础,政治上容易获得朝鲜支持。比如部分由于中朝两国“特殊关系”,“天安门事件”后面对西方国家孤立,1989年11月金日成访华,这也是“89事件”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韩国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利益的日益重要性,与朝鲜经济困难形成鲜明对比。而韩国日益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增强,也强化了对于中国而言来自韩国的经济利益与来自朝鲜的政治支持两者的不可替代性,这典型反映在李明博政府时期。李明博政府采取“搞好与美国的关系就能搞好与中国关系”的思路,曾宣称对美外交占韩国外交的50%,中国只占20%。实际上由于这一时期李明博政府将对美外交作为主导,对华外交要服从于对美外交,在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问题上对华协调成了“可有可无”的补充。由于朝鲜半岛局势的适度紧张符合美国在东亚和亚太事务上广泛的战略安排,美国还有不少人希望通过外部压力促使朝鲜崩溃,作为朝鲜的邻国,这些则是中国坚决反对的。同时,由于美国一直推动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建设,这在中韩安全合作没有同步推进、中美关系竞争性增强、中日处于紧张关系态势的背景下,李明博政府配合美国推动美日韩三边军事安全合作,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在东北亚的安全环境复杂化。上述因素也是李明博政府时期中朝“特殊关系”进入蜜月期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由于围绕朝鲜半岛的地区结构使然,韩国不但难以将其对华日益增长的经济价值转化为政治价值,而且在处理对华与对美关系上稍有不慎,就会自然放大朝鲜在中国政治价值中的权重。

再者,历史与现实的平衡,尤其是领导人个人友谊与现实国家利益的平衡。随着中国将国家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在经贸领域与韩国关系的重要性客观上超过了与朝鲜的关系。当时中国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对朝鲜的无偿援助也开始减少。中国提出将双边经贸关系中的“以物易物”转变为“货币贸易”,且婉拒朝鲜的某些援助请求[16]。这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中国与朝鲜的“特殊关系”。但与此同时,历史因素与两国领导人个人情谊又成为延续双方“特殊关系”的重要动力。如上所述,历史因素是影响当代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其中有三点尤为突出: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的历史关系,中国和朝鲜两国在朝鲜战争中并肩作战并且是停战协议的共同签字方,两国签署了《中朝友好互助条约》”[12]。特别是中朝两国联合参加的朝鲜战争奠定了今日的朝鲜政权,为此中国牺牲了18万人,负伤38万人,中国在发展与朝鲜关系时自然会存在特殊情感。领导人在战争年代结下的私人友谊更加深了这一点。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源自两国革命年代并肩战斗结下的革命情谊,影响着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中朝关系的理解。他们与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等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对朝鲜具有特殊情结[17]。1994年7月8日,金日成主席去世后,邓小平唁电中高度评价两人私人友谊,指出这“也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和同志”[18]。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这种特殊友谊虽然远远比不上邓小平与金日成在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友谊,但这种特殊友谊仍然存在。一方面是“传帮带”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上述邓小平在接待金日成时多次让江泽民陪同,向朝鲜领导人介绍中国年轻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在访问平壤时,金日成也常常带着金正日陪同,向中国领导人介绍金正日。另一方面,两国新一代领导人延续了两国频繁高层互访的传统。金正日等朝鲜领导人多次到访中国,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也多次访问过朝鲜。这种源自私人友谊的动力使得彼此均非常重视中朝两国的“特殊关系”。

最后,这一时期发展与朝鲜的“特殊关系”不仅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维护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结构的平衡、也即均势(balance of power)不仅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常用手段,而且对于朝鲜半岛南北方而言更具特殊意义。朝鲜韩国互相为敌,都希望以“吃掉对方”的方式实现统一。面对美韩同盟,中国通过与朝鲜发展“特殊关系”能促使南北方保持克制,实现和平共处,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实现“自主与和平”的统一。该时期朝鲜半岛多次危机、特别是冷战后数次危机,最终和平落幕,不能不说中国与朝鲜的这种“特殊关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上述复杂战略因素的考虑下,中国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平衡手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面向朝鲜倾斜,仅与韩国发展“微不足道”的经贸与体育关系。90年代,等距离关系,发展中朝政治与安全关系,发展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等。2000年后,发展中朝政治关系,面对中韩关系在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在政治外交上给予朝鲜力所能及的支持。由此可见,大体上可以认为在中韩建交前中朝关系重要于中韩关系,而建交后中国与朝鲜和韩国则一直试图保持等距离的平衡关系,只是与两国发展关系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四、影响中朝“特殊关系”的因素是否消失了?

综上可见,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朝两国“特殊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从中国角度这种“特殊关系”不是由某个领导人的好恶形成的,也不是单纯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的,而是复杂战略平衡下的产物。上述分析也可见,中韩建交以来中国在发展与朝鲜和韩国两国的关系时一直尽量做到等距离外交。和中韩关系一样,中朝关系的这种特殊性并不奇怪,它只是表明在发展中朝关系时的偏向性所在,主要偏向政治关系。今后是否要调整、乃至抛弃这种所谓的中朝“特殊关系”,从根本上要看维系这种“特殊关系”背后的复杂战略平衡因素是否仍然存在。

围绕中国对朝政策的战略环境因素已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尤其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韩国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价值进一步增大,而且对于中国的政治价值也在增大。2013年,中日贸易额下降5.1%,而中韩贸易额增长7%,中韩贸易额仅少于中日383亿美元。目前中韩自贸协定(FTA)已经签订,如果得以顺利实施,韩国也有望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国[19]。中韩自贸协定的签订也是中国迄今为止签订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自贸协定中体量最大、质量最高的,这将会大大推动中韩两国间的货物、服务以及其他诸多领域的贸易与合作。在经济价值增大的同时,韩国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价值也在增大。

朴槿惠上台后多次显示出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迹象,其中最明显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首先向中国派特使团。韩国历届候任总统正式就职前向中美日俄四大国派遣特使顺序始终是先向美国派遣。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后,于2013年1月21日将对外首个特使团派到了中国,这的确令美国和日本“大吃一惊”。其二,在四强外交排序上,由此前的“美、日、中、俄”调整为“美、中、日、俄”。2013年2月25日的就职演说中,朴槿惠指出“今后将与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及亚洲和大洋洲等区域内国家增进互信”,将中国排在日本之前。朴槿惠上任后,颠覆以往惯例,在与驻韩美国大使会面后也首先会见了中国大使,日本大使排在第三位。其三,尽管在韩国看来,韩美同盟在政治外交上仍然比韩中关系重要,但朴槿惠一改前任总统将韩中关系视为韩美同盟补充的做法,将韩中关系与韩美同盟并行发展。中国也高度重视发展对韩关系,中韩政治外交关系可谓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朴槿惠政府都用实际行动显示了对中国的友好。正因为如此,韩国一些专家认为中韩关系正从“政冷经热”转变为“政热经热”[20]。

第二,公开资料显示,作为50后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志与80后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志显然还没有建立起历史上中朝两国领导人那样的私人友谊。而且如上所述,相比于迄今为止中韩两国最高领导人已举行了7次元首峰会,朝鲜新领导人2011年年底上台后迄今没有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面,这似乎进一步放大了韩国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价值。正因为如此,在“弃朝论”者看来,弃朝后中国的选择,都主张用韩国的作用替代朝鲜[3]。

尽管如此,当前影响中朝“特殊关系”背后的复杂战略因素仍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第一,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结构失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剧了。在经济发展上,韩国是发达国家中在此轮金融危机中受损最小的,发展速度仍然较快,朝鲜却仍然没有走出困难局面。在国际环境上,韩国也取得了相对于朝鲜的进一步优化。朝鲜当前的国家战略是核与经济并进路线,“新战略路线的优越性是不用额外增加国防费用也能提高战争遏制力和防卫效果,进而可以集中力量建设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朝鲜原希望通过外交努力迫使国际社会承认其为核武国家,然后其再将资源更多转向经济建设与民生事业上。但其“拥核”立场必然遭到国际社会坚决反对,朝鲜反而更加孤立了。相比而言,韩国则取得了在韩美同盟强化的前提下与中国政治外交关系大幅提升的外交成绩。

总体来看,大国中“美国仍然对朝鲜持战略性敌对政策”,俄罗斯虽然想积极发展与朝鲜的关系,但其影响力仍然有限[21]。日本受制于美日同盟框架,对朝鲜影响力较小。朴槿惠政府虽然提出对朝信任建设进程,但打压朝鲜、吸收统一仍是其政策追求。主客观因素均表明,中国在维持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结构平衡上的杠杆作用仍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替代的,中国不得不继续承担这一责任。

第二,尽管中韩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增强、韩国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价值增大,但仍没有达到可以替代朝鲜的程度。其一,美韩同盟、中美竞争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朝鲜地处东北亚地缘政治中心的位置,以及作为大国博弈的中心,仍然和历史上一样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缘战略意义。“地缘政治因素仍然赋予朝中关系以政治、军事意义,也是当前维持和发展朝中关系最重要的动力”[15];其二,朝鲜半岛问题的任何解决方式与未来安排都无法缺少朝鲜;其三,中国前所未有的重视周边外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需要朝鲜的支持。

此外,客观来看,金正恩政权在对华政策上执行两面策略,对华关系仍处于磨合期,未必定型。以近期对华关系为例,2015年7月25日,金正恩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和老兵致敬,27日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送花圈;在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上,朝鲜派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出席,也意在改善对华关系。10月9日,金正恩会见访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时说,此次来访“是对朝鲜党和人民的巨大鼓舞”,他表示“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留给我们的最大外交遗产就是朝中友好”[14]。中朝关系是双方互相塑造而成的,中国主动塑造朝鲜对华政策的能力仍然不可低估。

第三,朝鲜战争的历史因素影响仍然不可抹去,历史因素仍然是中国发展与朝鲜关系的特殊纽带。2015年10月9日,习近平同志在致电金正恩同志祝贺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时特别强调“中朝友谊有着光荣传统”[22]。金正恩2015年10月9日在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时也强调,“朝中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邻邦,而是建立了基于血盟和友好传统的战略关系”[23]。

第四,当前中国通过发展与朝鲜“特殊关系”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积极效果仍然显而易见。在2015年10月9日刘云山访问朝鲜之前,美韩等国释放出朝鲜即将进行卫星发射以及第四次核试验的信息,朝鲜也暗示将进行卫星发射。一旦如此,朝鲜半岛局势势必进入另一轮恶性循环。而在刘云山同志访问朝鲜的消息公布后,以及从访问后的局势来看,朝鲜保持了克制,半岛局势实现了相对的和平与稳定。

综上可见,尽管影响中国发展对朝“特殊关系”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促使历史上中朝“特殊关系”的相关因素在当前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简单的“弃朝论”是不成熟的观点,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上述分析也表明,发展和维持与朝鲜的“特殊关系”始终是中国在朝鲜半岛复杂战略环境下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手段,而非仅仅是目的。对于今后的中朝关系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复杂战略环境下的平衡,这就要找出中朝关系失衡的原因在哪,并为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案。

五、进一步发展中朝关系的战略思考

在进一步发展中朝关系时,要客观看待朝鲜与中朝关系,纠正其中的根本误区。

第一,在看待朝鲜上,不能动辄随西方国家那样认为朝鲜是一个“不正常”国家。从政治学角度,所有国家的本质都一样,只是所处国内外环境不一样,因此采取的具体政策不一样。

“朝鲜对国家安全的认知和判断,不仅来自于它对本国国内状况的认识,更多的则来自于对外部形势的判断”[24]。造成所谓今天“朝鲜问题”的不仅有天灾,有朝鲜自身政策失误,也与围绕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没有消失有关,朝鲜和美国都应为此负责。从金正恩上台来的对外政策看,其外交政策和其他国家一样也呈现出不断学习的过程。2012年两次导弹发射、2013年初进行核试验,接着半岛战争危机一触即发,2013年4月后开始逐渐缓和,2014年迄今开始外交攻势,这表明朝鲜新领导人并非固守僵化。

第二,要历史的、辩证的“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朝关系,客观认识中国对朝政策背后的复杂因素及其根本考虑。“救世主”心态不仅不符合现实,而且丝毫无益于中朝关系发展。中国对朝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为此就需要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维护朝鲜半岛的战略平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新时期为了继续维护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结构的平衡,中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做出不懈努力。

首先,要继续加强中朝政治关系,为此要管控舆论。在中韩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齐头并进快速发展背景下,加强中朝政治关系对维护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结构平衡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就此而言,刘云山常委10月9日对朝鲜的访问可谓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根据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大局在对朝政策上做出的英明选择。由于当前中朝在核问题上的战略分歧仍然存在、两国关系发展还未进入平稳轨道,因此在与朝鲜发展关系时,要特别注重发挥地方的灵活性与优势。“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中朝毗邻地区的友好往来,毫不动摇地深化沿边省区同朝鲜的互利合作”[25]。像对任何双边关系的影响一样,舆论在中朝关系上也起到双重作用:侧面传递中国政府立场、反映真实民意并因而也是民意的“宣泄口”,此番“弃朝论”也是如此,但其程度已不利于下一步中朝政治关系转圜及其平稳发展。经过三年多中朝关系漂流期,近期中朝双方均显示出要改善双边关系迹象。两国关系的可持续平稳发展显然需要民意基础。在舆论管控上,应本着就事论事、客观公正立场,防止动辄“丑化”朝鲜与娱乐化朝鲜领导人。

其次,要引导美韩走出“施压—半岛局势紧张—再施压—再紧张”的恶性循环。不仅美国应为当前的半岛局势负责,而且朝鲜所要的安全保障与国际环境改善也只有美国参与才能得到满足。“要改变朝鲜的安全认知,美国的承诺和行动是关键性的”[24]。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美韩(和中俄等)回应朝鲜的正当安全关切,同时朝鲜在无核化上做出切实承诺与努力。这其中有两点至关重要。其一,要加强中美合作。经验表明,外界在影响朝鲜对外行为上能做的有效工作很少,这其中中美(以及韩国)协调被证明是较为有效的手段。其二,应推动美国多向朝鲜释放鼓励信号。历史经验上看,单纯施压只会进一步强化朝鲜不安全感,并因此更加走向不确定性。“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对朝政策无疑影响着朝鲜的对外行为取向,而单纯的打压只会增强朝鲜对外部世界的敌视和对抗情绪,如果能够从国际社会得到安全保障和发展机遇,则朝鲜的政策走向也会相对温和”[24]。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对朝鲜错误行为——比如核武发展等——熟视无睹,而要始终坚持原则、传递清晰信号,做到“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特别是考虑到“朝核问题是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焦点与核心。可以说,朝核问题不解决,东北亚地区安全就无从谈起”[24]。因此,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中国和美国任何时候都应毫不动摇,彻底打消朝鲜所表现出的“只要坚持,中美最终会采取‘印巴’方式接受其为核武国家”的幻想。

再次,要思考如何与朝鲜实现共同发展,将其纳入地区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可为此发挥良好作用。朝鲜新领导人多次表现出更为重视发展经济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国内学者也指出,“如果说第一代金日成的使命是夺取政权,第二代金正日政权的使命是巩固政权,那么第三代金正恩政权的使命则是发展,解决民生问题。道理很简单,社会成员如果长期享受不到最低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长治久安”[26]。金正恩本人也曾指出:“过去可以没有粮食,但不能没有子弹;那么今天是可以没有子弹,但一定要有粮食”。[27]

为此,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发挥中朝经济合作的引领作用和中国援助的引导作用。从过去来看,中朝经济合作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朝鲜经济困难,但并没有实现朝鲜经济可持续改善。对于无偿援助,“如何根据朝鲜的现实需要在对朝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帮助朝鲜恢复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才是更需要考虑的课题”[28]。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帮助朝鲜逐步加入该地区多边经济合作机制,这包括中国主导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建设、俄罗斯的“远东开发”计划,以及韩国的“欧亚倡议”等。

最后,应考虑如何将朝鲜半岛停战协定转变为和平协定。1953年7月27日《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朝鲜半岛“休战”,但迄今为止战争并未从法律意义上真正结束。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鲜半岛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国不仅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两国加强了在半岛上的协调与合作;中韩不仅建交,而且日益成为中国周边外交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朝韩由不共戴天的“敌人”到1991年同时加入联合国并相继签订了系列协议,期间还举行了两次首脑会晤;地缘政治上朝韩由相对均衡发展到明显有利于韩国;朝鲜坚持“拥核”并先后进行了3次核试验,增加了半岛不稳定因素,等等。由此可见,当年停战协定的签署、停战机制的确立中止了半岛地区的战争行为,但随着时间推移,原有停战协定显然已经不适用于变化了的朝鲜半岛战略环境。而且从现实来看,也已经无法有效维护朝鲜半岛局势的和平与稳定。

尤其是朝鲜坚持拥核立场,六方会谈陷入僵局,半岛局势紧张状态居高不下,表明朝鲜半岛需要新的和平机制来规范相关行为体的行为。从长远看,中国应致力于推进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以取代停战机制,促进半岛的稳定与和平,这显然有利于中朝关系稳定发展。对此,不仅美韩态度积极,朝鲜也多次有积极表态。2005年7月22日,朝鲜曾呼吁建立新的和平机制来取代业已存在半个多世纪的朝鲜停战机制,并认为这将有助于核问题的解决、朝鲜半岛和平统一及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2015年10月1日,朝鲜外相李洙墉在联大讲话上呼吁称,朝鲜半岛急需一个和平协定,用以防止半岛军事对峙的重演[29]。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0月7日向美国提议,“废除朝鲜半岛停战协议,签署和平协议”[30]。

六、结语

综上可见,冷战后所谓的中国“弃朝论”所讨论的“弃”并非是要放弃朝鲜本身,争议本质在于是否要放弃中朝的这种“特殊关系”。透过本文分析可见,中朝“特殊关系”并非仅仅出自意识形态,也并非是某个领导人主观偏好,它本质上是中国在半岛错综复杂的战略环境下进行平衡的产物。进行战略平衡本身也并非目的,本质上是中国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手段与方式。通过本文分析也可看出,和任何其他双边关系均具备其特殊性一样,中国对朝鲜的这种“特殊关系”其实并无“特殊”可言,仅仅反映出中国发展对朝关系的侧重点与重要方向而已,这也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谓的“中朝是普通国家关系”的逻辑所在。分析也显示,中韩建交后中国与朝鲜和韩国则一直试图保持等距离平衡关系,中国外交部的表态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并非是中朝关系上的什么“里程碑”意义。本文也分析了尽管围绕朝鲜半岛的战略环境上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本质上影响中国进行战略平衡的相关因素并没有改变。因此,中国仍需要透过发展对朝政治关系进行战略平衡。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毫无原则,而是在这一进程中应始终坚持事情的是非曲直,向朝鲜传递清晰信号。就这个意义而言,十八大以来中国向朝鲜传递出的“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无双重标准、任何国家都一样”具有里程碑意义。坚持“拥核”与有时试图透过战争边缘政策达到本国目的的朝鲜显然违背了中国国家利益。

国内在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上类似“弃朝”“保朝”这样基本的、重要的问题上仍缺乏基本共识,甚至存在巨大分歧也反映出中国朝鲜半岛问题研究的学术化与科学化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这突出表现在过于偏重“要素分析”上。一方面,研究成了比谁掌握更多“细节”和“内幕”的现象仍时常存在,研究方法的自觉性与理论体系的科学化被有意无意忽视;另一方面,就朝鲜半岛问题讨论朝鲜半岛问题。这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讨论朝鲜半岛问题对我国的影响,我们不能仅就朝鲜半岛问题而论朝鲜半岛问题,而应当把视野拓展到整个东北亚区域,并以我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目标为依据建立分析朝鲜半岛问题与我国的国家利益关联程度的理论参照系统”[31]。成熟的地区问题研究都要实现从“要素分析”到“结构分析”的转变。为此本文提出“复杂战略平衡的产物”的概念即是在这方面的尝试。

参考文献

[1]必须摸清含糊的朝核政策以防朝鲜挑衅[N/OL].〔韩〕中央日报,2015-09-30.
[2]朝鲜突然停止接待中国游客[EB/OL]〔.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08-23.
[3]邓聿文.中国是否应该放弃朝鲜[N];王洪光.对《中国不存在“放弃朝鲜”的问题》的回应[EB/OL];杨俊锋.中国应放弃“负资产”朝鲜[EB/OL].
[4]董洁.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61-1965)[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4);沈志华.东北朝鲜族居民跨境流动:新中国政府的对策及其结果(1950~1962)[J].史学月刊,2011(11);沈志华,董洁.朝鲜战后重建与中国的经济援助(1954-1960)[J].中共党史研究,2011(3).
[5]于洪洋,巴殿君.论中朝关系及中国的作用[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36.
[6]沈志华.面对历史机遇:中美关系和解与中朝关系(1971-1974)[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6.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7.
[8]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J].欧洲,1999(5):18.
[9]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t First Cu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0(1): 104.
[10]孙鲁军.中国同韩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与前景[J].亚太研究,1993(4):22-25.
[11]陈峰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10.
[12]崔立如.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中国的作用[J].现代国际关系,2006(9):43.
[13]中方反对朝鲜核试验称中朝是正常的国家关系[EB/OL].新华网,2013-03-09.
[14]刘云山访朝会见金正恩转交习近平亲署函[EB/OL].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10-10.
[15]李南周.朝鲜的变化与中朝关系——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到“实利关系”[J].现代国际关系,2005(9):57.
[16]黄河,吴雪.新形势下中国对朝外交政策的调整[J].东北亚论坛,2011(5):56.
[17]刘胜湘,李明月,戴卫华.从中国的联合国投票看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基于周期性视角[J].社会主义研究,2013(6):144.
[18]第五章 8.与金日成的个人友谊(3)[EB/OL].人民网(读书频道).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韩贸易增势超过中日贸易[EB/OL],2014-01-06.
[20]徐正京.习近平主席访韩与韩中关系:分析与建议[J].东北亚论坛,2014(6):3-11.
[21]陈新明,李源正.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评析[J].东北亚论坛,2015(5):59,62-63.
[22]习近平就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EB/OL].人民网,2015-10-09.
[23]朝媒报道金正恩刘云山会面消息未提中方六方会谈发言[EB/OL].韩联网,2015-10-10.
[24]刘雪莲.朝核问题视角下的东北亚安全[J].东北亚论坛,2010(4):17.
[25]张玉山.深化中朝友好合作,落实沿边毗邻地区的互利共赢[J].东北亚论坛,2014(2):26.
[26]徐文吉,吴可亮.金正恩时代起航及其展望[J].东北亚论坛,2012(6):60.
[27]张慧智.国际社会对朝鲜发展援助探寻[J].东北亚论坛,2009(4):68.
[28]张琏瑰,王生“.继承父亲,也有个人特点”[J].环球人物,2012(4).
[29]朝鲜外长联大对美喊话再次呼吁签署半岛和平协定[EB/OL].凤凰网,2015-10-03.
[30]〔韩〕朝鲜向美国提议签署和平协议[N/OL].中央日报,2015-10-08.
[31]金强一.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方法、视角及路径选择[J].东北亚论坛,2012(2):47.

《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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