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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缨在手 敢缚苍龙

 
 
 
 
 

日志

 
 

后金正日时代的中朝关系   

2016-02-15 15:07:06|  分类: 半岛风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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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由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定稿日期:2012年5月6日。

导读:金正恩的迅速接班加之他难以捉摸的行为使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不确定局面进一步恶化,这将对中国以规避危机原则为核心的对朝政策产生深远影响。这种以维持现状为根本的政策不仅意味着北京仍受制于“缓冲区” 思维,而且表明其难以找到可行的替代方案。在各种地缘政治和外交因素的限制下,在可预见的未来,北京很难改变其对朝基本策略。所以除了危机管理预案,北京似乎没有长远和清晰的对朝政策。要说有何不同的话,目前这一政策是临时性的、短期的、以问题为中心并受国内政治影响。然而北京也认识到这一政策导向的极高代价:向一个愈发不可捉摸的邻居提供巨大的经济援助。在2010年朝鲜的冒险主义之后,在适当时机北京应设置单独的对朝政策底线——那场冒险将中国卷入冲突,尤其是违背自身意愿卷入了同美国的冲突。这可能是一种对冲战略,其关键是朝鲜定位为一个普通邻国而非有着特殊历史关系的国家。这使得制定一系列预案因应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危局成为必要。为了避免接连被金正恩的冒险主义挟持,北京要坚决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北京也看到一个并行存在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源,即美韩加大对朝施压以推动朝鲜政权早日更迭。怎样平衡这两个方面带来的安全挑战将是对北京对朝政策的长期考验。


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猝然辞世。这可能预示着朝鲜半岛漫长的不确定时期的到来,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2012年4月11日金正恩就任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和军队最高统帅,至少在名义上正式完成了朝鲜最高领导权更迭。金正恩相对顺利的就位主要归功于他父亲生前制定的权力过渡的一揽子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在2011年10月将军队指挥调动权交予金正恩。现在的问题是,金正恩领导下的朝鲜能否应对日益严重的政治衰退、经济崩溃和国际孤立。金正恩的继位接权和朝鲜危机是一个硬币的一体两面:每一面都会导致无法预测的后果。最新的一个明证是平壤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发射卫星。国际社会对此采取的制裁措施,如美国中断食物援助,会深化朝鲜的危机,从外部影响金正恩的权利巩固。直接的后果是朝鲜半岛自天安号事件后的新一轮局势动荡。

北京显然清楚这种根本性的挑战,对此制定了一套对冲战略:协助金正恩接班,以稳定朝鲜的安全态势;对朝鲜及韩美同时部署政治军事预防性的反制措施,以应对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战争对峙。在后金正日时代,中国对朝政策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即以国内政治为基点,以维持朝鲜半岛现状为根本,以归避危机为核心。从本质上看,中国对朝政策在整体上是回应性的,但能够随着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快速变化而做出战略性的调整。

一、对金正恩掌权前景的评估

极权体制下的世代交替是新一轮权力再分配的过程,通常会引发精英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在本质上属于零和博弈。目前已因内外交困而脆弱的朝鲜政权可以释解这种巨大的压力吗?许多人对此不作乐观之想。但一个简单的“不”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因为极权者早已为这种因权力交接而可能出现的危机未雨绸缪,做好了在各种情形下交班的准备。实际上,远在宣布法定继承人之前,金家已为金正恩上位做了大量铺垫性工作,比如军权和情治系统的先期移交等。平壤并没有因为金正日的去世而猝不及防。评估金正恩统治的未来,需要考虑正反两方面的因素。

(一)朝鲜的家天下政治

朝鲜是唯一一个采用家庭世袭制传承最高权力的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满足几个先决条件,家庭世袭制可能比高层精英博弈—妥协制更具透明度,而这在家庭继承制里,外臣大多不会对大位生出染指之心,一旦储君在家庭内部被确立,其他角逐者的野心多被预先打消。与此相比,其他方式面临政治权力交接难题。内定的做法因被普遍认为缺乏合法性而日趋式微,用公开选举的方式又令多数高层精英担心缺乏民主基础而怯于尝试。当前实行的由精英集体博弈来甄选接班人的方法可能导致党内不同派别间的倾扎,恶化个人恩怨,从而给领导层团结带来长期不利影响。核心阶层的集体博弈只能是执政党在推动改革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方式。不往前迈进一步,就不能克服政治继承的种种难题。

金正恩的兄长金正男曾谈及他的父亲反对家庭继承制,这可能是金正日的真实想法,因为他清楚宫廷政治是多么残酷。让另一个家庭成员担此重任是艰难的决定。但他别无选择,因为这事关金家政权的存亡。朝鲜的家庭继承制当然是对历史的反动,亦埋下持续危机的种子。但此制度并非没有可操作性,实行它也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王朝”过早崩溃。

当权力承袭成为一种家族事务时,它有助于在任统治者(家长)为接位者建立起一个新的权力运行中心,以避免权力过渡时出现真空。并通过将其它家庭成员的“流放”或边缘化等各种策略,管控精英间的内斗。不过,家庭继承制难以扭转极权政权的慢性衰败。金正恩的统治合法性源于其父亲的福荫,就像他父亲的合法性源自他祖父一样。这使得金正恩更难对朝鲜进行改革,因为改革等于向自己的合法性来源宣战。从短期来看,金正恩是否延续其父亲的政治路线关乎政权的存亡,因为这是精英特权集团共同的利益基础。但与此同时,这也会进一步固化前朝统治的严重缺陷。从长远来看,缺乏变革动力只会进一步加重政权的困境。

无疑,如果储君人选获得围绕第一家庭的权力精英的一致认可,并得到军队的支持,又能够有在其父卵翼下的权力巩固期,那么王朝继承制就未必会引发危机或是导致政权崩溃,金正日本身就是一个例证。当然,只有时间才能够检验金正恩是否也能如此。金正恩被指定为接班人可能并不意味着此次朝鲜权力转移的终结。

(二)“分而治之”策略的缺陷

1982年9月,邓小平陪同金日成乘火车访问四川。在途中,金向邓解释了他不得不安排儿子接班的原因。这是一个迟到的答案。1975年,金日成曾向毛泽东提及让金正日接班的计划,遭到毛的斥责。毛主席明确指出,共产党不应延续封建主义。金日成告诉邓小平,他的同辈同仁并不团结,在他们之中没有人拥有足够的支持和威望以有效统治朝鲜。如果他交班给其中的某位,权力争夺将不可避免。不过,他们都宣誓支持金日成的家庭世袭安排,这缓解了老一代精英权力难以平衡的困境。他们将对“老金”的忠诚转移到“小金”身上,是后金日成时代朝鲜政治稳定的前提。

金日成的心迹袒露传递出金氏家族政治和朝鲜政权存亡之间极其微妙的关系。实际上,世袭制是朝鲜目前唯一可行的权力交接方式。这不仅因为金氏家族是朝鲜政治体制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因为金日成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维持家族权威,令高层统治集团四分五裂,使得任何制度化的非家族权力转移都变得不可能。另外,分而治之亦不给党的集体领导机制的生存空间。金日成和金正日去世后的朝鲜形势表明,分而治之是一种有效的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可以防止出现任何金家之外的潜在竞争者。

朝鲜统治集团的相对分化是金家利用“分而治之”的传统方法维系家天下的必然结果。在制度上,金日成和金正日都有意创建了一整套相互钳制的强大机构。这些机构的长官基于本机构的使命而相互监督。因此,个性化的机制冲突就成为这种统治方式的必然结果。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朝鲜劳动党组织指导部(即所谓“党中之党”)的设立,该机构负责任命和监督军队及文职部门的所有高级干部,该机构连同劳动党行政部一起构成了金日成控制朝鲜党政的核心机器。

金正日甚至更加依赖分而治之的控制机制。他继续领导劳动党的组织指导部,使之成为其个人的间谍和控制机构。在朝鲜人民军内部,他命令三个关键部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局和政治安全部向其直接汇报,而不是通过国防委员会以及党内的军事部。这三个部门之间也相互牵制。同时,金正日将金家的安保部队(即朝鲜人民内务军)提升至与朝鲜人民军平行的级别,用“分而治之”的方法分裂了军队原本一体化的指挥系统。

这种家天下的游戏规则滋生出父规子随的权力运行模式和逻辑。金正恩遵循这种模式不再是其个人的选择,而是金氏家族继续控制整个体系的必需战略。结果,在“立储”的问题上,在金正日之下和金氏家族之外,并没有公认的、可以向其交权的人物。这一直是一种缜密的制度设计,并经由组织程序、军队效忠、以及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得到强化。

金正恩能否如其父那样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尚未可知。金正日当年进行权力巩固时所占据的有利条件如今几乎不复存在了:他在1974年就已开始接掌朝鲜的日常国家事务。在他父亲金日成的庇佑下,20年时间足够他建立起权威。而他对金正恩的庇护则不到两年。尽管封建儒教性质的金日成主体思想可能天然赋予金正恩一定程度的执政合法性,但必要的领导能力和资历的缺失放大了接班程序中的严重缺陷——这种缺陷对金家政权的存亡可能是致命性的。一方面,以金正恩的年龄,即使得助于其父的交班安排,欲建立属于自己的强大权力基础尚需时日;另一方面,由于他经验不足,在应付“前朝”元老之间的派别斗争时,在和自己家人(如姑姑、姑父及身后支持者)的博弈中,他的处境微妙,需谨慎从事。“君主”地位虽然有助于他改变现行高层精英间的游戏规则,使之对自己有利,但在一个仍然被儒家政治文化主导的国家,资历的确是领导人获得精英认可的关键。因此,衰退期的“王朝”权力交接很可能在过渡期造成权力真空,引发极其危险的内讧。这充分凸显金家政权“分而治之”策略的致命缺陷:虽然它有助于已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掌控党国机器,但对于一个没有足够权威的“幼主”来说,领导层的团结则是其巩固权力的必要条件。此矛盾揭示出集权体制的另一个致命硬伤:国家的存亡维系于一个人的生命健康。这种体制天生脆弱,随着政治继承而周期性动荡,几乎没有长久的未来。

(三) 军方支持及背后风险

不过,金正恩并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尽管“立储”相对较晚,但金正日鉴于自己长期身体欠佳,思考制定详细而有效的交班计划已行之有年。这个计划可以有效应对不同的情况,包括金正日猝然离世的紧急预案。此计划对“储君”的保护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在金正日故去之前,为“幼主”保驾护航的核心层是金氏家族三巨头:金正恩父亲金正日、金正日妹夫张成泽和妹妹金敬姬。他们携手帮助金正恩获取权力。而当金正日失去理事能力或突然病故时,张成泽夫妇可行“监国”之权以扶助金正恩,直至政治局势稳定。作为朝鲜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张成泽是整个接班计划的核心。因为他在劳动党和军队都有广泛的人脉,所以在金正恩和平壤复杂的精英政治之间承担了关键的桥梁和缓冲作用。金敬姬是金正日逝去后金家合法性的化身。在权力斗争的紧要关头,她可以以金家名义发挥关键性的呼唤民心的作用。作为金家代表的她对后金正日时代的朝鲜政治有巨大的影响。在此核心层之外的第二层防护是朝鲜人民军,它是金正恩维持和巩固权力的最重要的保障。

当前,金正恩对朝鲜的统治更多的是基于军队最高统帅,而不是党的领袖这一职位。他治军的第一个严峻任务是管控多机构化、权力多中心化的军队。金El成是通过在军中任命可靠的亲信控制军队,而金正日则直接将人民军归于个人麾下。比如他让军队各个重要机构和高官直接向其汇报,并以明令签发和私下授权等多种手段对军队实施高度个人化的掌控。同时又放任“东厂”“锦衣卫”式的党政机构对军队高层进行有选择的渗透。因而,文官对军队的控制被演化为他个人的强人统治。朝鲜人民军因此变成了“金家军”。作为权力巩固和“分而治之”的一种机制,这种方法屡试不爽,但它亦导致军队指挥体系对金正恩过度依赖而效率不彰,并诱发高级将领为本部门扩权的冲动。

由此带来的一个逻辑性结果是:新统帅较难在短期内获得足够的个人权威控制这种多头、多中心的体制。他将被迫进一步强化“分而治之”的策略,从而加剧军队的派系化。这犹如饮鸩止渴:从表面上看,军队高层可能实现了某种动态平衡,但军队团结的根基却遭到了严重侵蚀。因为人民军在政治体系和社会上拥有特权地位,“幼主”在接班之初就面临一种天然挑战——他的权力基础弱,而将军们的影响力强。这种不平衡可能刺激某些军中元老操纵新领袖。比如,2012年4月13日的卫星发射,反映了军方对“幼帅”的影响:金正恩不得不在各种政策选项中选择最不理智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也诱使金家成员同高级军官建立特殊的私人关系,这不仅是为了在“争储”的过程中拥有较为有利的地位,而且也是为了在“失宠”后继续生存。因此,接班过程进一步使朝鲜人民军政治化,反过来又加剧了党政精英之间的派系活动。

更具体地说,人民军的裂痕沿着军中两大独立实体的界限延伸。第一实体是正规部队体系,主要由野战部队组成,其大多数主官是金家的铁杆追随者。和他们保持紧密个人关系是金正恩固权的首选之策,这是他在2012年1~2月先后24次巡视人民军的原因。不过,相对而言,第二实体,即朝鲜人民内务军(护卫总局,即“御林军”,以及其下属的平壤防御司令部)的关系则更为紧密。

朝鲜人民内务军可谓金氏家族的安保部队,其司令24小时随扈领袖左右。内务军实际上构成了朝鲜最核心的军事集团,能够直接面陈最高领导人。他们掌握金家人员的行踪,控制着上传下达的信息枢纽及所有党政军各机构和它们主官的警卫。另外,这支“金家军”规模庞大。仅平壤卫戍部队的军力就达到7万人。这个体系的主官享有和正规部队同等的级别。金正日曾高度依赖他们的忠诚推行自己的交班计划,而且这些内务军官和金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保持密切关系。内卫部队在体制内自成一体,过去只对金正日、现在只对金正恩负责,不过在理论上它仍处于正规部队的框架下。2012年4月初,张成泽亲任护卫总局大首领,护卫金正恩的安全,这也是金正恩固权计划的一部分。

普遍认为,金正恩的权力巩固将进一步助长军队的影响力,军队一直是能够防止朝鲜免于崩溃的力量,在后金正日时代更是如此。而任何有序的权力转移都须有军队的支持,所以先军政治将进一步得到加强。但由此认为朝鲜人民军是铁板一块,并将作为一支统一的力量追随金正恩可能并不切合实际。虽然尚不清楚“分而治之”策略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朝鲜人民军的派系化,但一个事实是,正规军和内务军过去在金正日面前竞相争宠,并不总是和谐相处。显然,金正日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他提拔李英浩担任“储君”在军内的主要保护人,以沟通两支平行的部队。李英浩近日被免职,从反面证实了“分而治之”的现实。除此之外,金正日在去世前还提拔了一批心腹就任关键军职,形成了以金正恩为首的核心圈子。而金正恩亲自提拔了金家长期的亲密战友崔贤之子——崔龙海大将为人民军次帅,以事实上的“二把手”身份从政治上监军,以助金正恩巩固权力。有了这些人的忠诚护佑,金正恩加快了成为政治强人的进程。同时,“前朝”老帅日渐退居二线,执政4个月后,金正恩已大体上树立了个人权威。

二、中国须制定预案应对最坏情况

中国对金正恩继位的正面回应异乎寻常的迅速,这与1975年毛泽东对金正日接班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2010年朝鲜半岛不断恶化的安全形势是一个关键背景。平壤以超强的反制措施回应李明博以压力为中心的对朝政策。在金正恩权力巩固过程中,朝鲜半岛安全形势可能还会恶化。可以说,朝鲜半岛暂时已经取代台湾成为中国最担心的战争策源地地。2011年12月,胡锦涛在与奥巴马的电话沟通中表明了北京对朝鲜半岛危机的严重关切——“非常脆弱,处于失控的边缘”。北京的朝鲜政策面临后冷战时代的最严峻的考验。半岛稳定是目前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第一战略考虑,这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金正恩的固权;但一味地袒护金家王朝已经让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空间严重萎缩。支持金正恩是这种进退两难选择的结果,然而代价甚大。眼下推断金正恩如何影响北京的朝鲜政策为时尚早。但卫星发射为北京带来的困扰尚未过去,第三次核试今后类似事件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一)中朝关系可能更难管控

北京虽支持了金正恩但并没有改变对朝鲜的基本认知,即朝鲜是地区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并且家族式权力继承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负面认知。金正恩的经验不足、权力未稳将会增加北京对其政策支持与否的不确定性。在北京的战略思考中,彻底消除朝鲜半岛对中国威胁的方式是南北统一。鉴于南北朝鲜之间存在巨大的权力不平衡和不同的政权稳定性,因此这一目标很可能参考德国模式实现。北京支持南北朝鲜统一是有条件的,即统一后的朝鲜要对华友好、与日本保持适当的距离,同时在中朝边界没有美国驻军。从目前看,统一后的朝鲜能否达成北京的这种战略设计完全没有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这有赖于南北朝鲜之间变化无常的互动和该地区大国政治的演变。很明显,华盛顿和东京不希望看到统一后的朝鲜坠入中国的势力范围,而北京则无法接受统一后的朝鲜更贴近美国、加入美日韩三方联盟 。在这种博弈中,平壤的衰弱可能为南北提前出现不成熟的兼并创造出必要条件,但可能不会符合北京的战略利益。正如大家所体认的,朝鲜半岛的未来可能取决于金家王朝如何衰落,但迅速崩溃就会出现北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由于自变量太多,目前无法客观评估朝鲜崩盘对中国带来多大的正负面影响。因此,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固守维持现状的战略,而不是促使其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

以上判断揭示出中朝两国结构性的利益冲突及两国间的持续摩擦。金正日对北京的态度并不积极。在罕见地接受美国媒体的访谈中,金正日直言不讳“中国靠不住”,常常在关键时刻牺牲平壤的利益。在意识形态上,金正日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向资本主义投降,中国与韩国建交则是忽视了朝鲜的存在。北京推动六方会谈是帮助华盛顿解除平壤的核武装。在金正日的眼里,1964年中国为打破对手的核讹诈,极其热切地获得了原子弹,但现在却漠视朝鲜同样的安全需求。金正恩子承父业,可能继承了这种负面认知。金正恩执政后的中朝关系比其父亲在位时更难管控。

(二) 对朝政策仍受“缓冲区”“负资产”思维影响

对北京而言,朝鲜的可用之处在于它从地理上将美国的军事存在隔离于朝韩边界。尽管朝鲜行为不可预测,但其本身的存在对中国仍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中国最大的安全梦魇是再爆发一场朝鲜战争,将美国军队引至鸭绿江边。由于中美在台湾海峡摊牌的可能性依然潜在,因此东北部边境的军事对峙会严重恶化中国的整体安全环境。长期以来,这种考虑一直是北京对朝政策的基础。中国的地缘战略构想要避免被南北夹击、拖入两面作战。将朝鲜视为“缓冲区”(buffer zone)的思维导致北京对朝建立一种特殊关系,目的是防止朝鲜半岛爆发危机,这一点可由中国长期的经济援助来印证。经济援助是中国维持现状政策的基石,也解释了中国为什么没有惩罚朝鲜的冒险主义。

越来越多的中国分析家认为朝鲜无视地区安全。朝鲜的核项目、2010年的战争边缘行为更强化了这种认知,因为这一系列事件已经对中国与地区主要国家互动带来了长期负面影响。中国拒绝平壤求购歼-10战机表明了北京对平壤的基本立场,平壤对此公开批评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平壤也利用“缓冲区”论反制北京。金氏家族始终认为,1950年的朝鲜战争及其后的冷战对抗中,是他们保护了中国而不是相反。后来,他们将中国的援助看成朝鲜向北京提供战略缓冲而获得的补偿,因此无需对中国心存感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朝鲜成功地说服华盛顿开启了金桂冠—希尔谈判的第二轨道。这被解读为朝美合谋排斥中国对六方会谈的方向性主导。尽管北京的不懈努力曾促成了积极的成果,但平壤一华盛顿的“第二轨道”实际上设定了六方会谈的实质议程。随着朝鲜半岛对抗氛围逐步缓和,“第二轨道”已再次启动。

将朝鲜看做“负资产”的人士并不反对北京支持朝鲜存活的立场。不过,他们坚持北京对朝鲜的支持应该是有条件的——无核化就是一个主导性的条件。北京将对朝核政策和对朝整体政策脱钩,虽是无奈之举,但由此失去了对朝的一个重要钳制手段。他们支持继续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以此作为一种关键性压力杠杆,最大程度地扩大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但他们对朝鲜将援助视为“免费午餐”感到不满,认为“缓冲区”思维不仅使平壤的忘恩负义获得了合法性,而且怂恿其进一步向北京勒索更多援助。

不过,两种思路的持有者在对朝优先考虑的关键政策方面存在共识。首先,他们都认为朝鲜会持续衰落。朝鲜经济既无法改革,亦无可救药。家庭继承制可能引发动荡。自李明博上台韩国放弃对朝的“阳光政策”、美国策略性地推动“硬着陆”以来,国际对朝压力日益增加。处于萌芽状态的美朝直接接触仍然只停留在表面上。因此,两种思路均呼吁针对平壤制定长远的应变计划。其次,由于在现阶段缺乏替代方案,他们亦希望北京继续保持灵活可及时调节的对朝政策,以预防突变带来的不必要风险。最后,他们希望北京将朝鲜仅仅视为一个正常邻国,并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平壤的实际价值行事。朝鲜的核试验和新冒险主义使两种思维主张出现某种程度的趋中,标志是中国在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加强了同美国的合作,支持联合国第1718号和1784号决议,加大对朝施压力度以迫其重返六方会谈。这些政策调节表明中国“负资产”派的影响力日渐增强。然而,北京对2010年朝鲜冒险主义的“中立”态度表明,北京仍将维护朝鲜存活作为其对朝政策的基点,继续将其作为一种手段反制可能出现的华盛顿—东京—首尔的安全体系,而这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对冲战略的关键一环。就此而言,朝鲜仍然是一张有用的冷战牌。在中国对朝政策转变过程中,“缓冲区”的思维和政策选择仍被深深地嵌入维持现状的战略。除非平壤内部发生剧变或出于应对美韩对朝采取断然行动,否则这种战略不会改变。因此,“缓冲区”—“负资产”的二元思维将继续影响北京制定对朝政策。

扶持一个难以把握的政权令北京感到骑虎难下。北京不公正地受到半岛南北双方的交互责难,是平壤2010年冒险主义挑战的实际受害者:它将美国海军招至黄海,促进了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多边结盟的努力,从而在军事和内政等方面对中国的战略思维产生深刻影响。强调维持现状使北京难以对平壤实施实质性的压力。出于维稳的战略考虑,再平衡美韩对平壤的强大压力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尽管由此带来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但与可能统一后朝鲜加入美国领导的“亚洲反华小北约”的前景相比,这仍然是两害相权的较轻者。

三、平衡美韩对朝战略攻势

如前所述,北京对金正恩的支持源于对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评估。北京认为,对半岛和平稳定的威胁不仅来自平壤的冒险主义,也来自美韩的军政高压政策,它打破了北京—华盛顿—首尔三方长期形成的默契,即“武力不是解决朝鲜挑战的选择”。平壤由一个28岁的青年领导可能进一步鼓励美韩加紧对朝施压。在这种背景下,朝鲜的冒险主义和盟国战争边缘政策(如在敏感地区连续进行军演)形成并强化了对抗不断升级。对北京而言,后者和前者一样危险,必须采取对朝施以援手的方法予以平衡。

美韩在战略上处于攻势。李明博的2010年光复节讲话认可了一个超越“危机管理”的统一模式,这意味着韩国加快了应对朝鲜突然崩溃的全面准备。基于此,他建议研究出台统一税,以此为兼并朝鲜做资金上的准备。美韩攻势和北京关于朝鲜半岛现状的界定,即朝鲜半岛无核化、美国不通过武力推动朝鲜政权更迭是相悖的。中国2010年的中立态度表明,它反对美韩将去“阳光政策”提升到军事可操作的层面。鉴于金正恩接班初始可能是地区不稳定的来源,因此北京对金正恩的支持正是金氏家族急需的。就此而言,支持金正恩是一种战略需要,而不是一个政策选择。不过,中国从一开始就清楚,金正恩未来很可能像他的父亲一样对待中国,因为两国重大利益的冲突是结构性的、刚性的。

(一) 避免朝鲜半岛危机重现

中国应防止金正恩在美韩战略挤压下铤而走险的可能与行为。因此,必须对他施加新的压力以管控平壤。这就产生了一个老问题,即北京对朝鲜的影响力有多大?鉴于中国对朝鲜的大量经济援助(占国际粮食援助的70%和朝鲜所需能源的80%),因此从逻辑上来看,北京的影响应该是巨大的。然而,使用停止经济援助强迫朝鲜就范是一种一次性且不可逆转的方法:如果中国取消援助并引发朝鲜国内严重危机,那么中国马上就会取代美国成为平壤的头号敌人。对中国而言,通过削减援助惩罚平壤,导致朝鲜政权的崩溃,最终可能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中国宁愿选择保留惩罚权而不愿实际动用它。

从根本上讲,北京认为平壤并没有对韩战争和持续挑战的本钱。2010年的事件只是金正日要发泄对李明博放弃“阳光政策”的不满。金正日曾向中国保证,他并没有计划要连续这样做。实际上,2010年朝鲜之所以如此冒险,是因为它深知,邻国都不想发生战争。虽然华盛顿为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平壤问题广泛布局,但仍非常不愿意马上动武,因为这不仅会遭到中国的反对,甚至它的盟友韩国也会反对,乃至日本都可能持同样态度。因此,某些挑衅行为可能会加剧紧张态势,但不会真正触发战争。现在,尽管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北京依然看到对峙加剧的危险。这是因为,美韩在发出避免战争信号的同时,还在加大军事压力,一定程度上故意激怒平壤,促使其采取非理性挑衅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遏制平壤冒险政策的努力就受到了限制。不过,北京在2010年底向平壤发出严重警告,朝鲜的确接受了。北京的表示非常明确:无论美韩如何施压,是否进行冒险的主动权仍操在平壤手中;如果平壤继续寻找借口扩大对峙,那么就不要再指望得到中国的支持。2010年12月,朝鲜对韩国态度的软化可以证明,这些规劝起到了效果。

当北京努力创造条件避免2010年危机重演时,也不得不重新审定对朝政策,因为朝鲜的行为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比如,平壤的行为将本来可以避免的中美关系的紧张变得难以回避。持续的朝鲜危机可能导致北京被迫改变以战略包容为主调的对朝政策。现在北京首先关注的是朝鲜半岛短期的危机管理。但是,它还必须采取新的、长期的策略应对朝鲜的挑战。北京已经将朝鲜看作一个正常的邻国,而不是一个盟国。中国未来需要做的是根据平壤的实际价值和挑战程度而不是基于“历史联系”来对待它。最终,需要将正常邻国这一概念演化成具体政策,将对朝政策收紧而不是放松。就此而言,北京对金正恩的支持是主动的无奈,但绝不应该不设条件。

(二) 六方会谈和半岛无核化

中国对朝鲜的一个不应改变的政策是它必须无核化。金正恩将会更多地感到北京在这方面施加的压力。半岛南北双方新对峙的牺牲品是六方会谈。随着平壤停止钚提取活动和华盛顿将朝鲜剔除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六方会谈已经取得了成效和进展。公正地说,六方会谈的终止并不是2010年半岛南北对峙所造成的。从一开始,六方会谈各方就怀有各自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2008年首尔政权更迭破坏了多次朝韩峰会慢慢积累的少许互信。而在没有互信的前提下,朝鲜在无核化问题上除了欺诈,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别的选择。

北京对六方会谈有三个基本的判断:最理想的结果是无核化以及进而带来的南北和解,六方会谈为这种过程提供了集体谈判和共同保障的平台;次好的结果是通过不间断协商,缓和因朝鲜核问题带来的战争风险,会谈至少提供了一种用时间换空间的机制。无论是否取得积极效果,六方会谈的首要目标是阻止战争爆发。保持对话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途径;最糟糕的局面是六方会谈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

在巨大的国内压力下,首尔不可能在“天安号”事件之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马上恢复和朝鲜在六方会谈中相会。金正恩也在为推延会谈重启而制造事端,去核会谈拖得越长,朝鲜核材料武器化可能性就越大,最终的牺牲者韩国和朝鲜的邻国。长时间搁置六方会谈可能将金正恩从“第22条军规”的困境下解脱出来:真正的无核化会引发朝鲜人民军的不满,但平壤的去核不作为会招致六方会谈其他各方,特别是中国的进一步施压,从而阻碍其继续获得经济援助,这无助于其巩固权力。韩国抵制六方会谈正好为平壤终止谈判进程提供了急需的口实,不过北京很清楚,恢复六方会谈的主要阻力来自平壤。

北京试图阻止朝鲜进行核试验,但以失败而告终,由此迫使中国将反对朝鲜的核政策同其全面的对朝政策脱钩。这也是北京设定六方会谈阶段性战略目标的自然结果:相对于避免战争,无核化是次要的。对北京来说,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这与美国的策略截然不同:美国认为,最大程度地施加军事压力是实现平壤无核化不可或缺的一环。美国威胁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正是这种军事压力的一部分。首尔的主导思想是,无核化只可能是平壤政权变更的结果,而不是六方会谈的结果。目前,避免战争仍然是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的优先选择。这种方法亦有利于平壤的拖延策略。因此,一旦条件成熟,美国仍视军事行动为朝鲜最终无核化的唯一选择。这些条件包括平壤的权力交接出现不稳定,以及无法解决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国内社会骚乱。

近来,北京加大了恢复六方会谈的努力,以图修复2010年以来诸多事件对朝鲜半岛稳定造成的破坏。为此,2011年5月20~26日金正日最后一次访华期间,北京向金正日直接施压,其中包括将经济援助和无核化谈判挂钩。就北京而言,胡锦涛—金正日首脑会谈成功的一个标志是,金正日再一次公开承诺尽早重返六方会谈。在官方场合,金正日也多次重申了无核化立场。尽管朝鲜对美韩军演言辞强硬,但在采取对抗行动上却非常谨慎。这符合金正日2010年12月向胡锦涛做出的承诺。而金正恩自上任后一次都未对去核表态,对六方会谈更不屑谈及。北京不应对此视而无睹。

(三) 应付最坏情形的军事准备

当前,北京对金正恩的支持更多的是提供经济和粮食援助,而没有将其转化成具体政策,诸如半岛南北冲突、核武器僵局以及美国插手地区问题等方面的应对方略。总体而言,除了经济援助之外,北京几乎没有太多可作为的。实际上,金正日从来没有寻求中国支持他制定的接班计划,北京也不大可能干涉金家的安排。北京希望权力交接能够顺利进行,但同时亦制定了各种预案,其中包括一旦爆发危机损及中国重大利益时出手干涉平壤的政策预案,以防半岛对峙给中朝边境可能带来最坏影响。

金正恩成为朝鲜的最高统帅给北京带来多重挑战。第一,金正恩是朝鲜先军政治的忠诚捍卫者。先军政治的核心是支持核武器计划,这同北京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若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北京的去核努力又将付诸流水。从外部观察看,中国是到了做出某种决断的时候了。第二,金正恩捍卫朝鲜人民军的重大利益,保持其特殊地位,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朝鲜人民军指责中国的无核化压力是反朝政策。在“格杀勿论”政策指导下,朝鲜人民军无情对待“脱北者”,与中国军队在中朝边境并不友好。第三,金正恩领导下的朝鲜人民军在同韩国的领海争端问题上持强硬态度。一旦遭受挑战,朝鲜人民军会以“超强硬”的态度回应,有将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拖入不希望的对峙之虞。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朝鲜半岛前途堪忧。

在后金正日时代,朝中关系中负面的军事因素可能进一步加剧,北京为此做好了应急准备。2002年,中国军方在边境地区部署了常规部队,以应对威胁升级。北京的解释是,用常规部队保卫边境安全是惯例。在某些边境地区确实如此,但在其他地区却并非如此。这些都取决于所受到的威胁程度。就在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之后,解放军保持高度警戒,当地驻军为应对核战、化学战接受了强化培训。自那时起,警戒级别一直被保持在高位。在2010年半岛南北武装对峙期间,战备状态达到新高度。

中国军队制定了应急预案以防朝鲜可能爆发内部危机,或南北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前者可能由经济危机引发,后者则可能由美国对朝鲜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造成。比如,就后一因素而言,朝鲜的三个铀浓缩设施之一距中朝边境只有20公里。美国的任何军事打击都可能严重损及中国,如可能造成核污染等。目前,中国并没有在中朝边境进行跨境军事干预的计划,但预案包括实施人道主义救援、联合国维和使命以及核武器与化学部队清理因朝鲜核设施被毁带来的污染等任务。如果朝鲜难民大量涌人中国境内,中国军队可能不得不沿边境线划定非准入区,以此作为可能的自卫措施。在第二种预案中——美韩军事行动引发第二次朝鲜战争,中国军队无疑会在边境地区部署大量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精良的部队已经对紧急状态进行过演习。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军队不会像1950年那样以军事干预保卫朝鲜,而是防止冲突蔓延至中国境内。中国军队不得不制定预防措施,防止出现这种可能性。正如刘鸣所指出的,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中国军队不会进入朝鲜半岛。中国以武力保护朝鲜的想法是西方分析家的“心理暗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四、结论

对朝鲜而言,接班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挑战,其弱点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一国之命运系于一人之命运,而且这个人年轻、没有经验,且身边聚集了一群野心勃勃的亲属和权大势大的将军。就权力平稳交接而言,家庭继承制是一种脆弱的机制,可能导致国家陷入周期性的不确定状态。每一次权力交接都会对整个制度带来致命打击。现截朝鲜的“王朝周期”再次处于一个关键的变化时刻。尽管它能否安然度过此轮权力交接尚存疑问,但朝鲜不会很快崩溃。面对这个可以确定的不确定性,周边国家始终保持警惕,防止朝鲜半岛出现新危机。

北京认可金正恩继位接班是基于中国的战略考虑,即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这必然有助于平壤政权的生存。北京的务实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换言之,当避免危机的心态主导其基本决策取向时,朝鲜是否由金氏家族成员统治就变得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朝鲜能够稳定一段时间,以便北京能够在此期间创造条件以促成朝鲜半岛统一后采取对华合作的态度,而非按照美国的意愿对华推行战略包围。

如果金正恩执政失败,就会导致政治和社会不稳,从而引发朝鲜动乱。这会给整个亚洲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受文官有效控制且拥有初步核能力的朝鲜人民军对各方都是一个安全威胁,更不用说与此危机相伴而来的难民潮和巨大的经济压力。朝鲜的生死存亡事关周边每一个国家的利益,认为金家政权尽早崩溃是好事的想法过于简单。

朝鲜权力交接带来的并不全是负面的挑战:权力巩固的过程或许使金正恩收敛挑衅行为,除非金氏家族感觉已无路可退。韩美则有将朝鲜逼入困境的战略意图,以实现政权早日更迭。陷入紧张状态的朝鲜会铤而走险,倾其全部经济支撑先军政治。如果朝鲜没有感觉到被逼上绝路,那么金正恩基于巩固权力的考虑,金氏家族可能更乐于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确实存在很多机会可以翻过2010年的不愉快之页,以恢复南北对话和六方会谈,不过这也会给朝鲜重组政治和经济以喘息之机。从短期来看,这一趋势符合北京的战略利益。

金家的权力交接过程可能对中国以维持现状为核心的对朝政策带来极大的影响,不过,北京应看到为维持现状付出的巨大代价:向一个愈发不可捉摸的邻国提供巨大的经济援助。这种政策导向不仅意味着北京仍受制于“缓冲区”的思维,而且表明难以找到可行的替代方案。目前,北京的对朝政策是反应性的、短期性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并受国内政治驱动的。

2010年朝鲜的冒险主义之后,北京应设置对朝政策底线。这可能是一种对冲战略,其核心是制定一系列预案应对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危局。这种战略的一个关键内容是,北京同区域内各相关国共同应对朝鲜的突发事件,同时避免朝鲜半岛发生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军事对峙,如美国基于政权更迭发动的地面战争等。未来中国不得不做出困难的选择:或者继续将朝鲜视为有用的“缓冲区”,或者将其看成一种战略“负资产”而将宝压在别的“篮子”里。

(林民旺/译  由冀/校)

《外交观察 2012年秋季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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