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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缨在手 敢缚苍龙

 
 
 
 
 

日志

 
 

陈能宽院士自述  

2016-06-14 14:29:26|  分类: 大家风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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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能宽院士自述 - kktt - 长缨在手  敢缚苍龙

陈能宽(1923.4.28 - 2016.5.27 ) 著名金属物理学家。湖南省慈利县人,男,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6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194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1950年获物理冶金学博士学位后,任职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汀豪斯公司,1955年回国。1960年从中国科学院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中物院前身),历任实验部主任、副院长、院科技委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副主任等职。曾任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能宽是中国核武器爆轰物理学的开拓者,多次在技术上参与领导和组织了国家核试验,为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和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立下功勋。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工作中,主要领导组织了核装置爆轰物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组织并参加了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以及核装置球面同步起爆的方案制定和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攻克了技术难关,实现预期结果。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参与领导、制订和实施国家“863”计划,任国家“863”计划激光领域首任首席科学家,为推动中国激光技术领域研究做出重要贡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先后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一项,国家发明奖二等奖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三项。1984年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进步奖。


    我生长在湖南西部山区,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不是骄傲,也不是自贬,而只是提醒自己: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的乡巴佬的性情。保守,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这认真处有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我记得,我们湘西文学家沈从文早就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朋友说我有“书呆子气”,我认为那是对的,不是褒,也不是贬。我在小学时就是这样,不足为奇,在中学和大学时,还是这样。这点气质对于学习科学倒不太坏,但当我从国外留学回国后,朋友多次问我,你为什么不会跳舞,我只有解嘲:土包子,乡巴佬,有机会再学吧!
    慈利是我的家乡,有秀丽的山山水水和勤劳淳朴的人民。谁人不说家乡好呢?因为“土俗淳慈,得物产利”,慈利因而得名。而我家江垭,到索溪峪国家自然保护区不过40千米,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不过70千米,到武陵源、桃花源,也就是可望也可即。每忆及故土,不管自己东奔西走于何地何方,都能一念就到,心向往之。记得小的时候,我最喜欢在河里游水,不怕水深流速。长大后,即使有机会在国外的大海里游泳,也总忘不了家乡的河水清澈,风味独特。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五年,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全世界为之震惊,海内外炎黄子孙为之欢呼。我在现场参加试验,亲眼看到伴随着春雷般的响声和急剧升腾的蘑菇云,参试人员纵情鼓掌,热泪盈眶。我过去翻阅过原子弹爆炸的图片,在实际感触到这样盖世的声色时,竟还是情不自禁拿出怀中的笔记本,记下“东方巨响”几个字和一句话的感想:“神州日月增光”。当时的感情是朴素的。我现在回想,这一举目瞩目的事件究竟给了我什么启示呢?有一段时间曾听人说,“国防科研花了那么多钱,没有搞出什么东西。”似乎中国有没有一点原子弹,关系不大,“它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还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这些话倒促使我在回忆过去时,不能只是抒发怀旧之情,而要思考更多的问题了。

    中国为什么下决心搞原子弹?

    我认为最根本的理由是中国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虽然新中国政治上站起来了,但军事上还受人欺侮,经济上被人封锁,外交上不被某些大国承认,甚至有人以核讹诈威胁我们,形势是异常严峻的。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被迫下决心解决原子弹的有无问题。
    值得提到的是一些老一辈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和光辉榜样。他们大多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很有造诣,世界知名。如果完全从个人兴趣选择出发,研制武器的吸引力就不一定处于首位。但是,他们毅然决然以身许国,把国家安全利益视为最高价值标准。这更是国家决策深得民心的历史见证。

    中国为什么能很快地搞出原子弹?

    我个人体会和认识:一是目标选择对了。也就是国家的需要和实际的可能性结合得非常好。说需要,中国需要和平,但和平不能没有武器。说可能,美、苏、英、法先走了一步,证明原子弹的“可行性”已经解决。我国卓有远见的领导人同德才兼备的科技专家相结合制订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研制核武器规划,加上已探明的铀矿资源,人才的准备,以及一定的工业与技术基础,都表明我们完全有可能很快搞出原子弹。
    二是组织领导集中。当时各级领导都具有权威,事事有人“拍板”。中央专委以周恩来为首,更是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权力机构。全国为此事“开绿灯”,全国“一盘棋”。
    三是自力更生为主。原子弹的研制技术高度保密,所以掌握技术诀窍,必须靠自力更生。我们自力更生的方式是非常生动活泼的。我们的理论与实验相结合,一步一个脚印,对国外走过的路力求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因而敢于攻关探险,能够少走弯路。我们注意在基础预研、单项技术和元件上下工夫,所以能够做出自己的发明创造来,而所花的人力、物力比国外却少很多。
    四是全国大力协同。毛泽东为了推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亲笔写过一句话:“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当时,全国各个单位都以承担国防任务为荣,努力协同作战。例如,我们用的高速转镜相机和高能炸药,就是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协同完成的。诸如此类例子很多。
    此外,还应提到,我们的科研组织没有“内耗”,攻关人员有献身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我们的理论、实验、设计和生产4个部门的结合是成功的,有效地体现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和任务的结合。当时人们的献身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十分突出。他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草原,在山沟,在戈壁滩。即使在城市,也过着淡泊明志、为国分忧的研究生活。事实证明,为了很快地搞好尖端科研与大型经济建设,必须提倡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搞出来原子弹究竟有什么效益?

    我同意并认为:原子弹确实是一种能用但用不得、确有国家安全后效但不应多搞的“特殊商品”。这些后效可以概括为:
    第一,军事上不怕核讹诈了。中国原子弹起到了遏制大国核威胁的作用,哪怕只有一颗原子弹,也不应该小看这一点东西的所谓“非线性”威慑效应所起到的自卫作用。所以,我国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对和平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外交上更加独立自主了。时至今天,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转向缓和,开始以对话代替对抗,同时也进入了裁军和核禁试的征途,尖端技术走上了外交舞台。四川成都武侯祠前有一副对联,上面有一句话:“从古知兵非好战”,我从它联想到,执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中国,是不可不“知兵”的。
    第三,国际地位提高了。泱泱中华不再被排挤在联合国大门之外,就是明证。中华民族也更加自信、自尊、自豪了;并且能够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桃符万象更新”的时候,全国各族人民是不会忘记“爆竹一声除旧”的。
    我感到,今天还要强调两点“后效”:一是由于早先掌握了世界前沿的尖端技术,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使国防科技在转变到为国家整个四化服务时具有优势。这里当然包括核能、核技术的和平应用。
    另外,它还使中国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世界新技术革命,以至最近更加引人注目的高技术竞争,在若干方面有了一个较高的跟踪起点。今后国防的根本出路,应放在提高国防科学技术水平上。国防科技水平的提高同国家科学技术整体水平的提高是不可分割的。
    最后一点是培养了一支精干队伍,他们是宝贵的国家财富,是无名英雄。
    上述“后效”联在一起,加上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以后的第二步棋和第三步棋的成功,我相信能够充分回答某些同志的功过评说。对于国防科技工业战线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多次给予高度评价。我个人有幸和国家需要的这项工作联系在一起,虽然只是沧海一粟,但也聊以自慰。
    我希望国家和社会要继续理解、关心和支持这支精干的队伍,充分发挥这支队伍潜在的“光”和“热”。这样做,可以稳定、巩固和培养人才,对国防和国家未来的科技事业均具有长远的意义。

(摘自《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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