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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邓稼先逝世30周年:还原真实 才是最深的怀念  

2016-09-01 16:33:15|  分类: 大家风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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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一篇纪念“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文章悄然流行,题目起得非常动人:《有一种爱情叫国家机密》。文中写道:“整整28年,邓稼先不知去向、生死未卜,妻子许鹿希信守离别时相互托付的诺言,无怨无悔、痴情等待。”

然而,这篇“深情款款”的文章却引发了争议。与邓稼先熟识的人,都称上述说法为“可笑的谬误”。更有人指出:“老邓功勋卓著,又何须画蛇添足?”

时值邓稼先逝世30周年,《中国科学报》记者联系到其生前的工作单位。几位曾与邓稼先共事的老先生对采访给予很大支持,他们希望能修正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因为“如实还原历史细节,才是对邓院长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后人最好的教育。”

让我们看看,围绕着邓稼先,都曾有过哪些真真假假的传言呢?

邓稼先抛妻别子数十年?

这是最典型的一个误会。

据邓稼先生前的学术秘书——竺家亨研究员回忆,邓稼先是在1958年夏天调到二机部九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理论部工作的。

从1958年到1972年的这14年间,邓稼先一直和妻儿一起在北京生活。直到1972年后,他才调往四川省梓潼县,在那里一直工作到病重返京。

“外面有好多报道,说老邓一到这个单位,就被分配到茫茫戈壁滩上,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竺家亨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北京的那几年,邓稼先的工作单位离家只有一站之遥。

不过,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确实并不知道丈夫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因为保密规定,邓稼先乘坐公交车时甚至不能在附近的公交站下车,总是在稍远的地方下车,再步行到单位。

随着时间推移,许鹿希和丈夫的小同事们也逐渐熟悉起来。一贯忠厚耿直的邓稼先教同事们“骗”许鹿希:“要是她在单位附近看见你们,就告诉她你们是来这边办事儿的!”

尽管工作繁忙,但大多数时间,邓稼先是可以天天回家的。那时候,邓稼先每晚组织大学生们学习中子理论,常常一上课就上到半夜11、12点。附近地区当时还很荒凉,土路两边是大片的高粱地。为了确保邓稼先的安全,领导总会派两名大学生送他回家,竺家亨就常常接到这样的任务。

邓稼先和许鹿希所住的宿舍楼,四周都是铁丝网,看门的大爷每晚10点就锁门睡觉了。在这种情况下,竺家亨他们只能把铁丝网拽出很宽的一条空隙,帮助身材高大的邓稼先钻过去,再把他那辆半新的自行车举起来递送过去。

邓稼先夫妇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

原九所所长、曾与邓稼先长期共事的李德元研究员告诉记者,许鹿希曾多次对他说:“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讲,我们是抛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到中国的。但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其实是很清贫的。”

李德元很能理解许鹿希对这种说法的不满:“很多时候,正是这些过度的、不实的宣传,反而把那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真正发光的东西都掩盖住了。”

在他看来,当时的知识分子归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建国初期,全国上下百业待兴,很有秩序。当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得知自己的祖国正在起工业、兴科技,那份向往是是发自内心的,并不需要动员和宣传。”

邓稼先从不追求生活享受?

其实,在竺家亨眼里,邓稼先是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每逢工作有所突破,他常会主动提出请大家吃顿好的。

一次任务完成后,邓稼先兴致颇佳,对手下的几个大学生说:“今天我们放假,大家晚上有兴趣吗?我请你们去听戏!”

大伙儿虽然高兴,但也心怀顾虑:这临时想去听戏,恐怕票早就卖完了吧?邓稼先却不担心。当晚,他带着5、6个大学生到戏院门口,专门等人退票,大家果真也都如愿进了剧场。

“当时,我们几个年轻人挺不好意思,反倒是老邓,逢人便问‘有票吗?有票吗?’”竺家亨笑着回忆。

“但是老邓这辈子,没有享过一天福。”李德元说。邓稼先,这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个人生活毫不讲究,不挑吃、不挑穿、不挑住。建所初期,大家都参加义务劳动,尽管“一看就是个没干过活的人”,他还是认真地参与工地建设。

当时的工地食堂非常简陋,连桌椅都没有,人们打好饭菜只能端出来在露天就餐,经常是几个人一伙,蹲在地上吃。

邓稼先常常吃着吃着,就把饭盒放在地上,跟别人聊起工作来。有好几次,他的饭菜被工地上放养的鸡钻了空子。

“我们看到他的饭又被鸡啄了,又好笑,又不好意思,都纷纷把自己的饭菜拨给他。”竺家亨笑道。

面对任务,邓稼先总是气定神闲、镇定自若?

在某些文艺作品里,邓稼先的形象被塑造为“气定神闲、镇定自若”,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人都见过他在重大试验方案上签字时,双手颤抖的样子。

“他这个人啊,责任心很重。”竺家亨说。邓稼先常常对同事们说:“理论部的工作必须非常细致、慎重。我们这里出一点小问题,到别处就是大问题。”这种心态,也让他常常处于压力之下。

许鹿希和同事陈辅之都曾回忆道:邓稼先一紧张就会心慌,每次一接保密电话,他的手都发抖,说话的声音也不自然。这里面既有性格因素,更因为他肩上的责任实在是“重于泰山”。

有一次,他给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因为试验结果不太理想,他的手又开始发抖。总理跟他开玩笑:“稼先同志,你这么紧张,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万一心脏病发了可不得了。”他才稍稍放松下来。

但是,容易紧张的邓稼先,却直面核武器发展的一项项重大任务,真正做到了“临危不惧”。

在一次核试验中,核装置已经下到井口,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留守北京理论部的于敏突然想起一个过去被忽略的物理因素。于是,于敏马上打电话请求暂停作业,并立即组织科研人员用多个程序对算。当时的情况,牵一发而动全身,各级领导不断追问情况进展,在场的邓稼先虽心急如焚,但还是和于敏扛住了全部压力,经过两天一夜的奋战,确认了那个因素对大局影响无关后,才将试验按时进行。

因为保密的缘故,核武器研制队伍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巨大困难,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所熟知。而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正是在长期承受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巨大压力下,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实现了原子弹、氢弹、武器化、小型化等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

邓稼先是这支队伍当仁不让的杰出领袖。尽管部分文艺作品中描绘的邓稼先性格与实际有所出入,但是他的平易近人、谦逊随和却是毫无争议的。

在采访李德元和竺家亨时,他们言必称“老邓”,而非“邓主任”或“邓院长”。“这是我们九所的传统。”李德元自豪地说。

邓稼先调到理论部时,带领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原子弹理论的白手起家。邓稼先待他们,就像对待弟弟妹妹,常常把自己的粮票分给大家。刚开始,大学生们还“主任”、“主任”地叫,但是邓稼先一再声明: “你们就叫我老邓!”

就这样,在九所,除了彭桓武和王淦昌先生,不论什么领导,都是如此称呼:邓稼先是“老邓”,周光召是“老周”,于敏是“老于”……

在竺家亨的记忆里,邓稼先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小竺,我有糖,你来我这儿拿!”对那些与邓稼先朝夕相处的同事们而言,“翻他的衣袋找烟抽,翻他的抽屉找糖和点心吃”,都是常有的事儿。

但就是这样性格的邓稼先,也有急了的时候。当时,科研设备非常紧张,他们常常需要到处去租借各种仪器。特别是一台104电子计算机,各个单位都抢着用。

但是有些同事,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上机后拿不出结果,白白浪费了宝贵的上机时间。

“这可不行!”邓稼先赶紧开会讨论,会上决定,新编程序一次通过的,提出表扬;多次不过,则有相应的惩戒,甚至取消上机资格。“即便这样,他也从不训斥别人,只是有理有据地批评。”竺家亨说。

“很多人都觉得,在老邓手下工作,心情特别好!”竺家亨说,“哪怕单单为了报答他的信任,我们什么都乐意做!”

邓稼先癌症源于“捧回碎弹片”?

在一次核试验中,核弹没有正常爆炸,摔落在茫茫试验场里。在事故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一众科技人员、参试部队指战员甚至国防科工委的领导,都争相冲往禁区,大家心急如焚,要早点找回核弹。邓稼先更是不顾众人反对,先后两次进入核心区。

与传闻不同,邓稼先并未“捧回碎弹片”。但是当核弹碎片被发现后,他第一时间赶去检查,确认没有发生最危险的情况。后来查明原因,这次失败源于降落伞故障。

几天后,邓稼先在北京的医院做尿检,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

李德元和竺家亨都反复强调,当时,邓稼先是穿着防护服进入辐射区的,“这是规定”。绝非部分文章中所述的,“没有对身体进行基本的保护”。

后来折磨邓稼先的直肠癌,究竟是不是与这次“降落伞事故”直接相关,现在已无法确证。但事实上,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多年承担沉重的任务压力、日以继夜的工作、因陋就简的不规律的饮食,还有狂暴的政治运动的冲击……所有这些,都让他们长期处于高危健康风险之下。

“癌症谁都可能得,很难归咎于那一次事故。”李德元说,“但是毫无疑问,老邓的病是被耽误了。”

1984年,一次开会时,邓稼先当着科委主任的面,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这话一出,全场都笑了。在大家看来,作为一名科学家,邓稼先还潜力无穷。在大家的笑声中,邓稼先反思的却是:“我说错话了,不该自称是‘强弩’。”

此时距离他去世只有两年,他的身体正在遭受癌症侵袭,却无人知晓。直到1985年7月,他才在北京301医院被确诊为直肠癌,入院治疗。

竺家亨再次看到邓稼先时,他已经接受过直肠癌切除手术,身体外面挂着一根管子。当时他还可以出门走动,一听说今天有工作会议,他马上说:“我也去开会吧!”

这个在工作上时刻绷紧神经的人,偏偏在自己的生死命题上,表现出了格外的乐观和豁达。

邓稼先的贡献被“过誉”了?

对这一说法,李德元郑重地表示反对。当年的核武器研制团队确实人才济济,但邓稼先做出的贡献,仍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

邓稼先任理论部主任期间,还有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何桂莲、江泽培等7名副主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理论部“八大主任”,他们个个都是专业领域一流的科学家。

每周,邓稼先都会组织一场业务讨论会,讨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副主任们都参加会议,刚毕业的大学生也一起参加,大家都可以在会上各抒已见,谁都可以提出不同看法。

当时的理论部,不乏个性强硬的人物。但不管争论如何激烈、言辞如何犀利,邓稼先从不生气。渐渐地,大家也都服了这个学问大、脾气好的老邓。大家也习惯于讨论中针锋相对、你来我往,会下依然心平气和、团结友好。由此,也形成了九所人引以为豪的科研文化。

“在发扬学术民主上,老邓功不可没。”竺家亨说,“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压力,心无旁骛地做事情,我至今怀念那样的氛围。”在这个集体里,邓稼先始终紧密地团结着每一个人,从而实现了人人平等、集思广益和融会贯通。

“老邓是最适合做这个主任的人,他就是有这个本事,把大家团结起来,分工协作,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李德元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单位内部也成立了群众组织,派别之间互相攻击,研究工作也因此停顿。此时,竟然是老实巴交的邓稼先挺身而出,分别跟两派的领头人谈话,他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原子弹有了,氢弹也要快。我们要加快速度,要抢在法国人之前爆炸第一颗氢弹,这也是周总理的指示。”在他的说服下,对立的两派重新携起手来,投入到氢弹突破的工作中。

其实邓稼先是不善言辞的人。有老同事回忆,他做思想工作的方法往往就是拍人肩膀。“我最怕老邓拍我的肩膀,一拍就是让我干活,我还非干不可!”

邓稼先自己曾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他既从不“贪功”,又何来“过誉”呢?

记者手记:我们需要怎样的纪念?

李德元说,几十年间,很多人把创作的剧本拿给他看,请他推荐、修改或是提建议。但是渐渐地,他主动远离了这些事情:“我不想再看了,看了总觉得别扭。”

他说,整个核武器理论研制的过程,其实是很枯燥的,没有娱乐节目所追求的戏剧性。那些刻意追求“有看头”的文章、话剧、电影,往往会偏离历史的真实。

这让人不禁反思,在一个“泛娱乐化”的年代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纪念那些伟岸的背影,和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个问题上,常见的误区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存天理、灭人欲”式的宣传。为了塑造“高大全、伟光正”的形象,刻意描绘主人公“付出一切、牺牲一切”,甚至形成“比惨”般的宣传模板;另一种则是标榜“刻画人性”,却常常沦为戏说的宣传,比如为了博取眼球,给人物安上子虚乌有的情感和不伦不类的调笑。

无论上述哪一种,都是对被纪念者的不尊重。

只有还原事实,才是最好的怀念。像邓稼先这样的“国士”,减之一分则难见其深情;增之一分则有损其谦恭。唯有未经粉饰的真实,才能不惧时间流逝,永远直抵人心。

作者:李晨阳 吴明静 来源:科学网  发布时间:201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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