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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缨在手 敢缚苍龙

 
 
 
 
 

日志

 
 

共和国“神剑”铸炼曲  

2016-09-05 20:42:04|  分类: 铸剑春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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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

黄春平(1938—),福建闽侯人。航天系统工程管理和弹头技术专家,中国载人飞船神舟一号至五号火箭系统总指挥。先后参加或主持9种型号48次飞行试验任务。1987年至1992年担任国家高技术计划中的“863-409”首席科学家。担任过某型号战术导弹、长征三号、长征二号戊、长征二号己等的火箭总指挥。参加或主持了5种核弹头的研制、“两弹结合”定型、一种常规导弹研制定型和3种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以及院“408”课题组武器系统的研究工作。他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总装备部载人航天突出贡献奖及两次航天奖等。


  6月25日晚8时,中国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首枚长征七号运载火箭。这是我国国防科技人员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艰苦奋斗、集智攻关的成果,是他们奏响了共和国“神剑”铸炼曲!而在我国的国防科技群英谱中,黄春平就是其中一员。从20世纪60年代起,黄春平一直从事我国战术、战略武器的研究与试验,几十年风尘仆仆,穿梭奔波在研究院与试验场之间,作为弹头与火箭专家,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及国防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近日,带着关于导弹与火箭的一些问题,本报记者对这位传奇人物进行了采访。

  从弹头专家到火箭系统总指挥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日,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首次发射,成功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您曾担任“神一”到“神五”以及长征三号、长征二号戊、长征二号己等的火箭总指挥,在这一刻您心情如何?

  黄春平:可以说心潮滚滚、热血沸腾!长征七号火箭的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取得重大突破,将大幅提升我国进入空间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多年来专注弹头研究,几十年来,您在大漠深处与参试部队朝夕相处战斗在一起,参试部队对您评价很高。那艰苦的岁月是否给您带来许多难忘的回忆?

  黄春平:上世纪60年代,试验场区参试部队条件十分艰苦。我们前往试验场区时乘坐的是军用卡车,卡车上两边摆放着背包,人坐在中间。那时候参试部队照顾我们,安排我们都尽量坐在车里靠前的位置,因为只要一刹车,整个灰尘就全扑进来了。我们到试验场区的那段公路,车辆1小时只能走7公里,一路上轰隆隆地直响。记得那时我戴着眼镜、皮帽,才走了一小段路,摘下来一看全是灰尘。

  弹头残骸回收时,我们在弹头落点处挖掘弹头残骸,由于是沙漠地貌,挖了直径十几米、深五六米的大沙坑也挖不出来,因为回收的东西总随着沙子往下沉。我们与参试部队都参加了挖掘工作,每挖一锹沙土都要费尽全身力气,锹子一起一落,漫天都是尘土。加上野外风很大,往往刮得我们鼻子、嘴巴里都是土,这样的场景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弹头专家到后来的载人航天火箭系统总指挥,您在研究领域可以说实现了重大跨越。您是如何适应这一角色的转换的?

  黄春平:我常说,基础知识很重要。关键是基础要打牢,要把基础知识掌握运用好。我们在大学5年中,前两年的课程都是在奠定基础,比如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概率论。运筹学、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知识都要通过学习熟悉、了解并掌握。到了第三年,才开始上专业课、做专业的活。然后第五年开始做毕业设计。此外还要看你能不能融会贯通。当时,我做完毕业设计后,就直接分配到弹头研究所,专业是很对口的。我当时不是搞总体的,我搞的是结构设计。至于说火箭研究,又怎么能够转到载人航天、宇宙探索这一领域,这都是后来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的结果。

  当初弹头研究所是不设副总设计师的,仅设正副主任设计师,直到东风-22、东风-31时才设副总设计师,因此我在弹头所仅是主任设计师和副总设计师,从这个职务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弹头技术越来越复杂,对其要求越来越高的发展历史。我开始是一个搞弹头的设计员,后来担任副主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最后当上总指挥。

  1981年,组织上派我到南京航天技术干部学院进修,学习管理,为期一年。在这期间,我被任命为副所长。学习归来后,按道理我应该是搞管理,但是我仍然想搞技术,所以属于负责技术的副所长。后来我又被任命为综合计划部部长,该部负责全院科研生产计划、综合计划、长远规划、预研、调度、合同经费、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管理工作。这些经历都从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我各方面的经验。

  善于学习  领悟要点  抓住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有这样的经历,再来担任火箭系统总指挥,看来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结合自己的专业成长经历,您对科技人才的成长和成才有哪些感悟和建议?

  黄春平:我认为人才的成长有三个因素很重要:第一是从书本学习;第二是从实践中学习,比如我参加这么多次试验,经历过了这么多的挑战;第三就是学习能力,比如领导组织会议,今天搞结构的要作总体报告,明天就发射问题也要拿出方案,你听了以后,要凭借自己的思考一下子就明白要点,这就是学习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具备学习能力是很难得的,我就是听多了院里各种会议大家的发言,院里无论什么会议我都参加。我就劝很多同志,你不要以为这个会议跟你没关系,听了你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所以我现在经常说我会看病,但是不会治病,就是我听你作报告,我就知道你哪方面是关键、你的症结在哪,但是要想治病、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技术设计研究人员。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火箭系统总指挥,面对一个异常复杂的巨系统,如何对各分系统进行有效把控?是追求全局性的宏观掌控还是讲究细节、事必躬亲?能否讲一讲您的领导艺术和指挥理念?

  黄春平:领导不能只管宏观,还要抓关键。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我也要进行严格的监督,指出问题所在,这与我比较重视实践是分不开的。出了问题,我当天就要到下面去把故障弄清楚,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发现问题,探求机理,弄明白为什么是这种情况,这就是实践。所以在关键问题上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一个项目,必须要抓关键问题,如手表原来机芯都是用金属材料做的,后来有的改成了工程塑料,这材料一改,表能走得准吗?其关键问题就有两个:一是工程塑料的硬度如何、是否耐磨;二是热膨胀系数是否很小,如果零膨胀系数就好。至于说其他什么表盘形状等都是次要的。所以领导的职能就是要依靠敏锐的判断力,抓重点抓关键,把关键点找出来,盯紧重点方向、重点事务、重点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科研经历可以看出,很多知识和能力都不是单纯能在书本上学来的。如果只是浮于表面或只是从书本中获取经验,不通过实践解决问题,是达不到这样的高度的。

  黄春平:所以我常说,作为领导也好,管理的总体负责也好,有几件事情必须要把握住。第一要善于倾听,不要不听。第二要善于提出问题,听完以后到底有什么问题,要能提出来。第三要善于归纳总结。我经常对大家讲,一个人如果不善于讨论问题,不善于提出问题,最后还不善于总结,两眼一抹黑,不知道关键点在哪里,那还怎么开展工作?这是我通过观察归纳、积累的经验和见识。我搞战略航天那时候,整天想的都是到底该怎样做,才能保证我们战略航天的成功。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就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无论它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东西。所以有人说我们研究设计人员,除了睡觉、吃饭,偶尔看看电视、打打扑克之外,几乎全身心都投入在航天工作之中,的确是这样的。

  弹头是一个多学科专业

  《中国社会科学报》:参加了这么多型号的试验,从弹头技术上来说,您认为它们都有什么不同?从试验进程看,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黄春平:变化最主要的还是在突防上。开始试验的一些型号没有突防能力,就是说,既没有欺骗手段,又没有隐身手段,就是直接打过去,一不能变轨机动,二没有诱饵或多头分导,三没有隐身。这种没有防识别措施的,就是一般的弹头,发射就是精确瞄准打出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弹头技术对普通读者而言,还是感觉很抽象。能否以突防技术为例,大致谈谈突防包括哪些内容?

  黄春平:突防技术本身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而研制发展起来的,里面包含很多技术因素。就像隐身技术,本来就是一种减少回波技术。比如对付雷达波隐身,雷达波要么被吸收,要么反射、折射,这涉及一系列比较复杂而精细的技术,弹头的外形设计、涂什么吸波材料都要考虑。外形隐身,就是在自己的外形上改变,比如尖锐外形回波特性强,但隐身不好,而圆滑外形隐身特性比较好。隐身主要包括可见光隐身、雷达隐身和红外线隐身,现在还多了个紫外线隐身。可见光隐身,现在一般技术上都能解决,而雷达隐身就是减少回波特性的,打个比方,就是让你变成了近视眼,超过一定距离就看不见,导弹飞到近距离才能看见,这个时候再防御就来不及了。隐身技术不可能全部让人家看不见,而只是在一定距离之外,和夜光镜一样的道理。现在军事雷达都是分段识别,是不同波长的红外识别,所以要完全百分百不让对方发现是很难的。

  诱饵技术也是反识别的一种手段。诱饵有轻诱、重诱、红外诱等各种诱导模式,以诱惑导弹,起到鱼目混珠的效果,使敌人真假难辨,从而达到掩护真正弹头突防的目的。导弹还可装有回波增强器、杂波干扰机、欺骗式干扰机等电子战设备,在敌空域上空实施主动而有效的电子干扰和压制,以掩护真实弹头对目标实施袭击,使其识别手段无效,让对方根本识别不了你。还有就是“多头分导”或机动。机动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不机动的弹道式导弹,对方通过测量我们导弹的高度、倾角、速度,马上就能算出导弹要打在什么地方。现在我机动了,我的轨道可以随时变化,这就是机动。机动有射面程序机动,是预先设计好了机动程序;还有一种就是立体机动,那就更高级了;第三种是随时躲避,躲避之后继续攻击目标。所以机动就分为射面机动、立体机动和随时躲避。这就是一个攻防对抗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弹头技术的发展,在攻防对抗的大背景下,似乎已越来越具有智能化倾向。

  黄春平:是的。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打的就是突防能力,要越过敌人的防守击中目标,这是我们一定要攻克的难题。火箭那么大一个,热辐射很大,而且飞行速度那么慢,导弹飞起携带了多弹头、机动弹头、子母弹,一旦被拦截打不到目标那都白搭。所以导弹第一就是要提高运载能力,第二要强化突防能力。说到射程,我认为增加射程不能完全依靠火箭推进,还要让弹头能够无动力滑翔,靠弹头自身的外形提高升阻比,实现无动力滑翔飞行而增加射程。美国为了防俄罗斯和中国,在北面设置了严密的防御网,所以往北打比较难以突防。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导弹有效载荷,该怎么理解?

  黄春平:导弹的有效载荷就是弹头,弹头分为核弹头和常规弹头。核弹头带的是原子弹和氢弹;常规弹头有爆破弹、杀伤爆破弹、子母弹、穿地弹等各种炸药引爆的弹头,对不同的目标,其引爆的高度是不同的,有的空间引爆,有的触地引爆,有的要钻地引爆。击打敌方的地下工事,地面爆有什么用?要钻下去爆炸。这里面有个原理,就是弹撞地的过程中,你的引信发射信号要快过你的结构破坏应力波传播速度,结构最后肯定都坏了,但是我引爆了。也就是说引信触地以后,能很快传到后面引爆炸药管,这个传播的信息要快于你的弹头破坏的应力波传播速度,就是说没坏之前它引爆了。从概念上来讲,就是这么回事,做起来确实是很难的。所以对不同的破坏目标,其引爆控制是相当复杂的,这就是弹头的引战配合问题。如果你要破坏一个目标,你引爆高度是多少,比如原子弹20万吨、50万吨当量TNT炸药,什么时候引爆破坏力最大,在目标的什么高度引爆是最好的,这个都是要计算好的,原子弹绝对不能触地爆,触地爆破坏范围是最小的。然后就是引爆接收信号问题,我们引爆信息什么时候发?发早了,人家探测出来了,对你进行干扰,弹头就爆炸不了。有一种过载引爆,就是在一定的能量下,弹头自我引爆。所以说,弹头里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子母弹抛撒又分一次抛撒、二次抛撒,抛撒时子母弹速度慢、热辐射大,就很容易被敌人拦截,而且弹头受热温度高了就会自爆,这都是很复杂并且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说,弹头是一个多学科的专业。这让我想起了1966年12月的时候,我和钱学森一起坐专机去发射基地,我们在机上聊天,钱说到卫星成立一个研究院,弹头也要成立一个研究院。这是钱学森在专机上亲口给我说的。战略导弹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弹头技术来发展的,这是我的看法,到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中国具有后发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说导弹试验要特别注意收拾残骸,并通过残骸仔细研究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改进。现在有的国家根本没有残骸的回收一说,就说试验成功,您怎么看?

  黄春平:从历史情况看,要想把导弹核武器化,就要把核装置装到弹头上才行。从核装置爆炸到做成核弹头能够送出去、打出去和在地面直接爆炸区别很大。弹头在飞行试验时要承受气动力、气动热、冲击震动,装置有可能变形。为了解决武器化问题,美国一直在做实验,花了11—12年的时间。我国也用了五六年的时间进行武器化。但是有的国家什么时候是带着弹头飞的呢?没看到,也就是说,你能够发射卫星,不一定能发射核武器,要知道,发射卫星和发射核武器有很大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日,韩国国防部宣布,韩美同意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对此中国是坚决反对的。您认为,部署“萨德”系统对我国战略安全会造成哪些重大影响?其真实目的是什么?

  黄春平:从雷达来说,其扫描距离明摆着是针对我们中国的,它能覆盖华北、东北和上海以北,所以要坚决反对。美国在战略上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仅仅为监视朝鲜,还多了一道防御,它是打着“防朝鲜”的名义来防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与美国、俄罗斯相比,目前我国导弹弹头技术处在什么水平?

  黄春平:我个人认为,总体来看我们应该要比美国、俄罗斯落后,当然不是每个方面都落后,有的技术我们比它们先进,有的比它们落后。总的来说,我们是航天大国,但还不是航天强国。但是我们具有后发优势,假以时日,我们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迎头赶上并超过它们。

  技术归零  管理归零  “十全十美”

  《中国社会科学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导弹型号试验过程中,失败是经常出现的。但是到了载人航天的时候,一次失败都没有,号称“十全十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黄春平:这个转折过程有两个因素。一是以前我们航天和导弹技术,包括生产和保障管理都还处于初级阶段,处于正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以失败就是发展阶段中所出现的问题。而现在,我们的航天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我国航天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同时还有一个质量的转折点,就是从设计、生产到管理,我们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改进和强化,这是第二个因素。那时候我们定了110条条例,而且提出了技术归零、管理归零两个五条归零标准。技术归零的意思是故障复现、定位准确、机理清楚、措施有效、举一反三。我们在管理上也有很多改进,以最严、最细、最慎、最实的态度来对待航天飞行。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天航天飞行的成功率。目前我国航天飞行成功率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报》:载人航天总是有很多难忘而令人激动的时刻。有报道说神舟五号发射时,杨利伟登上飞船那一刻,您掉了泪,是吗?

  黄春平:神舟五号发射的时候,我还没哭,我看见杨利伟的脉搏跳动每分钟还是七十五六下,当他微笑着向我们挥手,我眼里就忍不住含了泪水。神舟五号进入轨道之前,我们都不敢离开电视屏,外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就看屏幕上的两条线:一个是飞行速度,一个是飞行高度。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火箭升天,我们是非常揪心的,因为从整个航天发展历程来看,航天失败百分之七十几都是在起飞阶段,也就是火箭发射升空那段,进入轨道或者返回时出事故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几。火箭升空时的冲击、震动,往往是造成事故的最大原因。火箭发射升空如出了问题,是无法挽救的,而卫星飞船出了故障,可以在轨道上启动备份,但是火箭就不行。当然,后来我们在搞载人航天工程时,为了确保航天员安全,在火箭上增加了故障检测系统和逃逸系统。这两个系统,之前的所有火箭都没有,只有长征F火箭上有。从逃逸的方式上来说,有高空逃逸,还有低空逃逸,故障又分为迅速故障和慢故障。迅速故障,由于地面指挥完全来不及,要开启自动逃逸;慢故障,就是可以由地面观察然后发出指令进行逃逸。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看待长征七号首飞的重要意义?请您展望一下我国火箭的发展前景。

  黄春平:开展深空探测,火箭飞到月球,实现送人登月、登火星,这是世界航天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中国作为航天大国,首当其冲就要解决火箭的运载能力。未来,中国只有继续研发大推力运载火箭,提高运载能力,才能开展深空探测。中国要想成为航天强国,火箭要先行。现在我们的运载能力是比较低的,我们的长征五号只能把25吨东西从地面抬到三四百公里的高度。如果想到月球上去,载人登月,没有火箭把地面30多吨的东西送到离地球38万公里的月球轨道上,是很困难的,否则要进行多次的火箭发射在空中对接组装。因此,火箭运载能力是我们由航天大国变成航天强国的一个关键因素。

  长征七号首飞已圆满成功,接下来还要首次发射长征五号,大力提升火箭的运载能力。但是我国要对八大行星进行探测,要取样返回,就要有更大的火箭运载能力。至今我们还没有进行探测,因此我们还不是航天强国,而美俄已经对八大行星进行了探测。展望中国的空间技术,我们第一要把火箭推力提高,第二要做到小型化、轻型化。火箭发动机技术很重要,我们的液体发动机和固体发动机必须加强,没有固体发动机、液体发动机发展,火箭运载力不可能提高。此外还要进行结构、电子系统的小型化、轻型化。

  我认为中国要想成为航天强国,不仅要发展火箭技术,还要搞好“两弹一星”,但要把“两弹一星”搞得更好,打得更远、更准,那么火箭技术就很重要,这是相辅相成的。展望未来,火箭还要在飞机上发射,在宇宙空间发射。此外还要发展空间组装对接技术。空间对接就是在天上完成组装,而不是在地面组装。所以我认为,发展空间对接技术是实现深空探测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这个技术成熟的话,理论上是可以无限地发射对接,空间组装对接技术的确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黄春平:对,就是不让压力都压在发动机上,这个技术可以减轻发动机的负担,是用另外一种途径来解决深空探测的问题。这和增强发动机的推力是两种不同思路。当然,两种技术都要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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